“公房共居”“处分效力”“占有与物权”三个法律问题/张生贵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4 21:54:35 浏览: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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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公有住房承租人与直管公房经营管理单位订立承租协议，其他共居人的权利保护问题，一直是现实中极易发生矛盾的焦点；部分共有人对外转让共居房屋，未搬离的共居人是否有权要求确认无效？占有保护与物权保护发生冲突时，如何依照法律规定甄别法律保护顺序，本案将根据现实案例一一解答。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原告: 刘歌 原告: 王女士 原告: 刘畅 被告: 张兰 被告: 刘维
原、被之间均系家庭成员关系，三原告为一家人，被告王女士系原告刘歌之母，被告刘维系原告刘歌之胞兄。
诉争性质指向“物权保护”；
请求法院确认原告系承租公有住房“东城区美术馆后街65号楼3门105号”的共居人，依法共同享有承租公房的居住使用权；
请求确认承租人王女士未征得共有权人同意，答应被告刘维使用公有住房的行为无效；
请求判决被告将放置在105室内的物品搬走、腾空房屋；
要件事实及客观证据：
事实一：三原告系一家人，1987年以前，原告家人与被告王女士曾分户居住在“东城区大街”两间公租平房内；1988年原、被告居住的平房进行危房改造，拆迁安置方案原计划分户安置两套房屋，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分户安置，拆迁方将两家合用回迁安置在“东城区后街”一套房屋内（使用面积为55.5平米），王女士代表原告一家同公房管理部门续签承租合同。
事实二：三原告一直持续居住在承租的公房内，按期缴纳各种费用；因生活困难无力改善居住条件，原告一家人与签署公房承租协议的王女士为共同承租人，享有共居权。
事实三：被告刘维的女儿曾在此房中的一间居住过，2009年被告刘媛因结婚搬离此房，但其物品和家俱仍占用着此房，被告刘维借机换锁拟占此房，刘维辩称母亲王女士是唯一承租人，有权许可其居住使用。
事实四：诉争房总建筑面积仅有55平米，实际居住的是两户四口人，刘畅已到结婚年龄，需要公租房内的其中一间用于结婚，但刘维也在抢占，由此引发家庭矛盾。刘媛2009年结婚后搬离到其配偶家居住，刘维拟占房，刘畅用此房结婚，引发争端。
事实五：刘维从未在诉争房内居住过，1990年从外地进京后一直在外居住，有自己的房屋，以在外租房为由挤住诉争公房。
事实六：（2011）二中民终字第139号民事判决经审理查明部分确认的事实（第3页上部）：拆迁单位因房屋尚未配套，对王女士、刘歌两户采取合用安置，为王女士一家安置到上述房屋，此处对“两户合用安置”业经司法确认。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书证、拆迁人的证明、户口本、相关票据等六组证据。
四、值得关注的三个法律问题
法律问题一：关于“共居人”权利确认的司法依据：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相关司法指导意见，公房承租人与共同居住的家庭均享有合法居住权，承租协议上签名的承租人以外的家庭成员是公有住房的共居人。
法律适用引述：2003年9月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请示的刘士奎与刘鸿宇、刘毅财产权属纠纷案的答复：经研究认为，根据《城市公有住房管理规定》以及我国公有住房租赁、拆迁、出售的相关政策，承租、购买公有住房是国家分配给职工的一种社会福利，此种福利的享受人不仅包括承租人，还包括与其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规范》第148页 2、请示答复（2003年9月2日）
法律问题二：关于共有权人无权单独处分的司法依据
引述法律实践资料：关于“承租人无权单独处置公有房屋使用权”司法实践：
公有房屋的承租人很多时候是家庭的代表，虽然由这个人承租，但往往该公房中有权使用的有很多人。例如拆迁安置的公房，除了承租人外，拆迁中需要安置的人口都有权使用该套公房，承租人要处置该套公房的使用权，在一些情况下就要看其他使用人的意见。如果该套房屋的共同居住人在拆迁中享有一定的既得利益，那么承租人处分使用权时就受到限制。没有征求使用人的同意，承租人就无权处分使用权，如果处分了，就会发生法律上的无权处分。
法条依据：
1、《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2、《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８９条 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
引述法律实践资料：根据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第38条二款规定，公房承租人转让承租权应事先征得在本处有本市常住户口的共同居住人的同意。因此，公房承租人处分其承租权的自由受共同居住人意思表示的限制，在未经共同居住人同意的情况下，从维护居住人生存利益角度出发，原则上应确认该转让行为无效。具体情况可分别处理，受让人未实际入住公房，未搬离公房的共同居住人有证据证明转让人未经其同意而转让该公房使用权，则该转让行为无效。----《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房承租权确定及使用权转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沪高法民一【2004】44号 引自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与指导案例（房地产卷）第255--256页
法律问题三：关于“占有事实”与“物权保护”顺位关系：
被告刘维曾经起诉刘畅的占有返还纠纷，经东城法院审理后，以（2011）东民初字第03635号民事判决判令刘畅给付钥匙，刘畅以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为由提出上诉，经二审法院审理，改变了一审认定的事实，（2011）二中民终字第13967号民事判决第3页上标第四行“对王女士、刘歌两户采取合用安置，为王女士一家安置到上述房屋内，刘维的二女儿于1999年9月搬入，刘维亦将自己的物品放入该居室内。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刘维的二女儿于2009年结婚后搬出此房，与其丈夫共居生活，刘维一直长期在外有住房，再将物品放入此房，妨害了刘畅结婚用房，此前刘维女儿的居住也仅仅是寄住，并非拆迁部门安置的法定权利。
刘媛曾经居住，结婚后搬出此房，刘媛婚前的居住，仅仅是亲属之间的寄住，并非拆迁人确定的被安置人口，其搬离此房后，腾出的房屋原告有权优先使用（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指导2010年第3辑“公有住房共同居住人的认定标准”）。
刘歌一家人起诉的是“物权保护纠纷”，刘维起诉的是“占有物返还纠纷”，原有判决确定的内容是返还原物，该判决对物权保护纠纷不具既判力，“占有返还”请求权依据物权法245条规定，本案系“物权保护”请求权，适用物权法第33条、34条、35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编著的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第711页），当“占有保护请求”与“物权保护请求权”发生冲突的，应当根据物权优先的原则处理。
占有保护请求权只确认的是一种占有事实的关系，占有保护请求权与物权保护请求权的效力不同，占有保护请求权不问占有背后有无占有的本权存在，直接针对占有的事实，与占有人是否有权占有无关。
占有保护请求权与物权请求保护权之间有区别，法律基础不同、功能不同，物权保护请求权是基于物权的绝对性、排他性而规定的一种防卫性请求权，其请求权基础为物权，物权请求权是物权的效力或权能的自然体现，占有保护请求权的基础是占有事实，而非基于确定的权利，不涉及占有物的权利归属问题。物权请求权的功能表现为物权园满状态的恢复，物权效力得到维护，具有终局性和确定性，占有之诉与本权之诉互不妨碍，各自独立，当占有保护请求权与物权保护请求权发生冲突时，最终应依据占有人与本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决定物的归属，即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非事实上的支配关系。
利益衡平及风险评估：
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口付汇核销监管工作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口付汇核销监管工作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1997年5月28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97）汇国函字第155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深圳分局；各外汇指定银行：
《贸易进口付汇核销监管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实施以来，绝大多数进口单位能够认真执行办法的各项规定，进口付汇业务操作逐步走向规范化、程序化，但仍有极少数进口单位置办法规定于不顾，利用假单据骗购国家外汇。近期，中国银行、中信实业银行经过对报关单二次核
对发现一些进口单位以假进口报关单骗购外汇的行为，对此，总局已按办法将有关进口单位列入“由外汇局审核真实性的进口单位名单”。广东、深圳、大连等分局亦通过“二次核对”等监管手段发现一些以假报关单骗购外汇情况。
通过核查，发现上述以假报关单骗汇的特征有：
1．多为内地代理进口，委托方多为沿海地区，有的购汇款项并非由委托方直接汇至代理方；
2．多采用一笔大额进口合同，分多次购付汇；
3．支付方式多为Ｔ／Ｔ；
4．委托方自行提货、报关；
5．进口报关单防伪标签、海关印章齐全、金额多在40万以上、50万以下，报关单的“经营单位”、“收货单位”为同一单位。
针对上述情况，为坚决打击不法单位骗购外汇行为，各级外汇局及有关银行应严格执行有关监管规定，并进一步做好以下工作：
1．各级外汇局应在做好内部工作的同时，加强与海关的配合，高质量地做好进口报关单“二次核对”、重点检查等工作，及时向上一级外汇局反映情况并向有关海关通报。
2．对经查实以假报关单骗购外汇的，外汇局应坚决按办法将违规进口单位列入“由外汇局审核真实性的进口单位名单”，同时将案情移交查处部门处理。
3．外汇指定银行应按规定认真做好报关单防伪标签、海关验讫章的鉴别和“二次核对”工作。对有疑问的报关单坚决办理“二次核对”手续。对经海关鉴别为假单的，银行应及时向所在地外汇局报告以及时处理。
4．进一步做好宣传工作，促使进口单位珍惜自身信誉，按办法认真做好进口付汇、核销报审工作，加强内部管理，严格审核单据。
1997年5月28日
论民事行政公诉的范围
王景琦
民事行政公诉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方式之一。检察机关就某些案件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诉讼，是各国比较通行的做法，许多国家的法律对此均有规定。对检察机关民事、行政公诉案件的范围这一基本问题，一些国家或在实体法中直接规定检察官可以提起诉讼的事项，或在程序法中规定检察官提起诉讼的情形，但确定的范围不尽相同。
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公诉不同于公民、法人的起诉，应当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否则难免影响公民自主行使权利，破坏行政权的有效行使。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公诉权，应当仅限于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提起诉讼。
一、侵害国家经济利益的案件
国有资产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自改革开放以来，侵害国家资产利益的行为日益猖獗，较为常见的方法是将国家资产低价出售甚至无偿转让等。为保护国家资产，国家专门成立了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局，制定了一系列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明确了有关机构和人员管理国有资产的职责。但对侵害国家资产的违法行为，法律并未授权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其他组织或个人以诉权，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其他行政机关只能对行为人予以行政处理，而不能追究侵害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致使违法者有恃无恐，侵害行为难以得到遏制。因此，应当授权检察机关对此类行为提起民事公诉，启动诉讼程序，通过法院的审理活动追究侵害行为人的责任，以保护国有资产不受侵犯，保护国家的经济利益。
二、公害案件
公害案件就是直接造成不特定的大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损害的环境污染事件。一方面，作为受害者个人，追究公害制造者的责任决非易事。受害人须证明公害行为的违法性以及发生者的故意或过失、确定公害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等，由于公害具有的潜伏性、损害后果的复杂性以及侵害主体的多样性，受害人很难举证侵害人以及侵害行为，对受害人来说，通过诉讼途径主张权利往往是很不经济的，加之公害案件的受害人一般较多，因此常常无人起诉。另一方面，我国法律对公害案件起诉资格的规定亦并不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据此，只有人身或财产权益直接受到公害侵害的人或组织，才能提起公害诉讼，而实际上，公害的受害人所遭到的侵害大多是间接的和无形的。那么，在公害制造者的行为经过有关政府机关许可的情况下，如果行政机关违法行政、滥用许可权，受害人能否对其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所规定受案范围的原告是行政管理相对人，即具体行政法律关系中非行政机关的当事人。在某一环境管理活动中，行政机关批准在某地建设排放污染物的设施，该具体行政行为并未侵害管理相对人的权益，却对附近的居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公益造成了侵害，由于受害人不是该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自然也就不具备起诉的资格。截止目前，法律、法规尚未将这种可能造成公害案件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起诉资格授予任何公民或者法人。
因此，在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不能通过诉讼途径获得司法救济时，检察机关对公害案件的提起公诉，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后果进行补救的有效途径。检察机关既可对公害制造者提起民事公诉，也可对行政机关越权批准、许可实施破坏公益行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公诉。
三、反垄断案件
垄断不仅侵害合法经营者的利益，而且损害消费者和国家的利益。因此，应当建立国家起诉制度，由作为国家利益代表的检察机关对上述垄断行为提起民事或行政公诉。
（一）对行业垄断行为的民事公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规定：“公用企业或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行业垄断行为在我国比较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是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企不分，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公用企业行政化，集管理者与经营者于一体，受利益的驱动，管理时漠视社会公共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以维护部门（行业）利益作为制定政策的主旨，随意扩大特种行业和专营行业的范围，包揽某类产品的生产权和经营权，以行政手段排挤其他企业参与竞争，形成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局面，并制定超出国际同类产品的不合理价格。公用企业作为垄断行业，在实际运营中滥用其市场优势地位谋取不当利益，强迫交易，实施歧视行为，服务质量差。
（二）对行政垄断行为的行政公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的经营活动。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对市场经营活动有影响力的主体，出于地方或小团体的利益，违反法律或市场公认的市场规则，故意对市场行为进行干预，妨碍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行政垄断案件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主管行政机关利用其审批、物资、信贷、税收优惠、价格双轨制中的优惠价格等权力，无根据地授予业务垄断权；采用越权的非法手段分割、封锁市场，排挤经营者，为了保护本地某项产业而禁止外地相同商品入境，或禁止当地原材料出境等。在此种情形下，有必要通过行政诉讼监督，制约行政机关滥用权力的行为。但受到不利影响的经营者由于种种原因往往不提起诉讼，这就需要检察机关代表社会公共利益提起诉讼。
（三）对市场垄断行为的民事公诉
某一行业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会逐渐出现一家或几家对行业有影响力的大企业，这些企业往往利用其绝对经济优势，实施限制或排除竞争行为，谋取高额垄断利润。这种垄断形式在我国已初见端倪，如1997年的VCD生产厂家的“圆桌会议”，1999年8家彩管厂订立的“北京联盟”，2000年6月9家国内彩电企业制订的最低限价等。这些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14条规定，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消费者的权益，属于不正当价格行为，这种价格联盟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垄断，首先制约了相关企业的竞争，其次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最终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上）
（作者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厅检察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