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法院反腐败抓源头工作探讨——永春县人民法院
摘 要：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的廉洁与公正是社会希望所在，也是建设法治国家必备的条件之一。当前一些地方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玷污了国家法律的尊严，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毁坏了人民群众对法治的崇高信仰。本文从研究司法腐败的特点入手，分析法院系统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的成因及危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有效从源头上加以解决。
关键词：司法腐败 司法公正 廉洁
在现代法治社会，司法公正被公认为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当司法腐败盛行的时候，司法还能够担当起正义防线的重任吗？培根曾经说过，如果一次犯罪可以说是污染了水流，那么一次不公正的司法裁判则是污染了水源。诚然，对普通的公民而言，不公正的司法裁判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远不止于特定的个案，它更是对公民法律信仰的摧残，对社会正义期盼的打击。
腐败的历史源远流长，它与公共权力同生共长。权力既可以为人民谋利益，也可以朝自我膨胀、权力变异、权力腐败的方向发展 ，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手段。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着人民和法律赋予的司法权，肩负着维护法律权威、打击违法犯罪、保护人民利益、规范社会秩序的重大责任。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司法腐败的主体正在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 ，危害程度也日趋严重，已成为人民群众和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几年，各级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通过加强“先进性”教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等，推行审判公开，查处司法腐败案件，在维护司法公正上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司法腐败。只有从根本上克服司法腐败，才能高高挚起司法公正的利剑，从而创造一个正义至上、人权不可侵犯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社会。
一、司法腐败的内涵及特征
所谓司法腐败，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中，为了谋取或保持不正当的私人利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利用司法职权从事非法行为。司法腐败是最严重的腐败，它切断了人民权利与自由受侵犯时的最终救济手段 ，消解了法律的权威，摧毁了人民对法律的信赖，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国家的安定团结。如果司法被腐败侵蚀，那么不只是失去司法的威严，还有公众对法律的失望，乃至对社会公理的绝望。司法腐败具有一般腐败的共性即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自身亦有不同于其他权力腐败的特征。
（一）司法腐败发生在司法权力的运作过程、运作行为之中。诸如审判、执行等等，都属于司法权力的运行过程或运作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腐败，即为本文所理解的司法腐败；如果不符合这个条件，则不属于司法腐败。比如，某法官为了职务上的晋升，向法院院长行贿，在这样的事例中，无论是法官的行贿还是院长的受贿，都不是司法腐败。虽然它发生在两个法官之间，但它属于其它类型的权力腐败，而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司法腐败。理由很简单：这是上下级之间的贿赂行为，与“司法行为”、“司法过程”、“司法权力”都没有必然的联系。
（二）司法腐败的基本形式，是司法权力与金钱（或其他利益）之间的交易。比如，某刑事被告人依法应当判处5年有期徒刑，但是，由于司法人员接受了被告人的巨额贿赂，结果仅仅被判了1年有期徒刑，这就是司法腐败的典型方式。分而言之，司法腐败中的钱权交易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司法人员凭借司法自由裁量权，与当事人进行钱权交易；二是司法人员在自由裁量权之外，以直接违法的方式与当事人进行钱权交易。实践中的司法腐败大多表现为第一种类型，因为它有司法自由裁量权作为掩护，比较隐蔽，腐败者需要承担的“风险”较小。当然，在钱权交易这种基本形式之外，司法腐败还存在着其他的方式，比如，为了迎合某种势力，或者是为了不触犯某种利益，应当受理的案件却不予受理 ，这样的“司法不作为”，其实也是一种间接的交易，可以视为钱权交易的一种延伸 。
（三）司法腐败的主体，既可能是法官，也可能是法庭或法院。在司法权力由法官个人直接行使的情况下，行使权力的法官（一个或数个）是司法腐败的主体。比如，法官在接受贿赂之后，作出了有利于行贿者的判决或裁定，就属于典型的“法官腐败”。但是，司法腐败也可以表现为“机构腐败”，如司法机构以司法权力作为交易的筹码，为整个司法机构谋取非法利益 。如果说前一种司法腐败追求的是个体利益，那么后一种情况追求的则是司法机构的团体利益。
二、司法腐败的原因
司法腐败的行为主体是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其行为表现是司法不公，其手段表现为滥用职权，其目的是为本人和他人牟取非法私利。司法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乃至生态环境方面的。但从一般意义上讲，司法腐败的根源是主观、客观和环境合力作用的结果 。从主观上讲，司法腐败的根源在于司法者人性的缺陷、个体的需要和职业道德的沦丧，这是司法腐败的根本原因；从客观上讲，权力客体（人或物）的非规范行为或诱惑是导致司法腐败的重要客观原因；从环境上讲，社会结构的异化、民族文化传统的陋习和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是司法腐败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一）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容易滋生司法腐败。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处在转型时期，利益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在这种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着多种利益的诱惑，使我们的某些司法人员打起了手中权力“寻租”的算盘 ，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个人私利，大搞钱权交易，收礼受贿、徇私枉法。此外，由于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国家经济并不强大，国家对司法的投入相对较少，有的司法机关为了解决办案的经费问题和司法人员的经济待遇问题，动起了钱权交易的念头，让当事人交了不应该交的费用等，滥用司法权的现象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二）司法主体素质不高及缺乏法治信仰。
从我国目前司法人员构成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司法机关进人的门槛太低，以致司法人员的来源成分非常复杂，许多人没有在政法院校和大学法律院系接受正规的法律教育和培训便成为法官，导致法官的专业化程度至今不能令人满意。虽然我国在2001年修改了《法官法》，提高了法院的进人条件，并统一了全国的司法考试，初步实行司法从业资格的一体化。但是，从近几年来的执行情况看，并不尽如人意。仍有相当数量的不合格人员进入了法院，其法律素质偏低，对法律的理解与尊重不够透彻和全面，常常视法律为工具，缺乏法律至上、法律至圣和法律至尊的法治信仰。
（三）司法监督制约机制松弛与不完善。
这主要表现在激励制度不健全、监督约束制度不健全、惩戒制度不健全。如对法官办案，更多的人关注的是案件的结果是否公正，而对程序是否合法，却很少有人追究。事实上，没有合法的程序就很难有公正的结果。作为司法人员更是深知其中的漏洞，再加上目前对司法人员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还不够健全，为司法权寻租留下漏洞，使得少数司法腐败分子钻法律的空子，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而对少数司法腐败分子惩处不严、处罚过轻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他们的腐败行为。
（四）其他权力对司法权的不恰当干预。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是维护司法公正、保持法律尊严的前提。当前，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依附和司法体制本身的行政化，使中国现今的司法体制仍颇受其影响。一方面是司法机关的财政权不独立，仍隶属行政系统，依靠行政的供给；另一方面是人事任免权实际上也掌握在行政机关及其人事部门（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政府的人事部门与党的组织人事部门实际上是合二为一的）。法官被视同一般行政人员，其选拔、任用、晋级、管理上多仿行政人事制度，这样，司法就常常受行政的干预，法院及其法官还不能完全独立行使审判权。因其他权力对司法的干预和影响比较严重，行政干预、外界干扰、人情干涉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
三、司法腐败的危害
司法腐败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当前，我国的司法腐败问题已是国人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其社会危害性。
（一）司法腐败是对司法公正的致命残害。无论一国的立法水平何等高超，法律体系多么健全，如果司法公正萎靡，司法腐败嚣张，则法律形同虚设。所以说，司法腐败是对国家法制最严重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国家执法机关，其职责是运用国家法律解决社会冲突和纠纷。司法人员是具有特定身份的执法者，他们知法、懂法、用法，对法律规定及违法后应承担的责任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然而，司法腐败正是借助司法这一特殊职权，打着执法的旗号牟取私利，一旦东窗事发，他们以合法的形式作掩护，利用法律空隙，想方设法逃脱法律的制裁。
（二）司法腐败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承办案件中，只能服从法律，处于中立者的地位。腐败行为则会导致有法不依，偏袒放纵一方而限制约束另一方，使案件处理不公，造成冤假错案，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结果是误导人们对司法的认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上流传着“打官司就是打关系”、“案子没进门，两边都找人”的说法。
（三）司法腐败损害法律尊严和国家权威。腐败的最终结果是使社会处于不公正状态。有些司法人员包庇犯罪，为违法犯罪者通风报信，对正当的诉讼当事人索、拿、卡、要，这不仅阻碍了国家法制建设进程，也导致了司法环境的恶化。司法腐败冲破了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使人民群众获取保护合法权益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民众不再相信司法机关，进而对国家法律失去信任和尊重，法律也将不能被普遍遵守，法律的尊严与权威更是无从谈起。司法腐败直接动摇着法律权威，而法律权威是国家权威的基石，若其被破坏，国家权威就受到威胁，社会将处于不稳定状态。
四、解决基层司法腐败的对策建议
人是一种理性动物，这种理性以利益为导向。当腐败风险小、所得利益大的时候，腐败就会有很大的诱惑力，腐败的机会就大；反之，若腐败风险大，腐败所得利益丧失的可能性也大，且还会导致腐败者原有利益的损失时，权衡利弊，则腐败可能性就小。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阐述：“权力不受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要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去制约权力。” 腐败来源于权力滥用，要治理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司法腐败问题，当然有待于法官个人素质的提高，以及其他各种外部条件的改善。但是，从司法自身的角度来看，更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案，还在于进一步加强对于司法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一）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从法律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要推进司法改革，必须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我国宪法设定的是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下的“一府两院”的模式。如上所述，事实上法院不具有和地方政府相并列的地位，法院的财政权、人事权受制于政府，这在基层表现得尤其明显。因此，国家必须实行由中央政府对司法机关的人财物予以单独立项、单独调配，制定相应的制度，保证司法机关人事安排、办案经费等方面的独立性，以摆脱司法机关对地方财政的依赖关系。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司法独立与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并不矛盾。因为我国司法独立的构造是以国家权力和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的。党对司法的领导是最高领导，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但不是具体的领导，更不是对具体案件的干预。司法独立在我国法治系统工程中主要指司法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尤其不能受党政领导人的个别干预 。
（二）重视并提高基层审判人员素质，尤其是业务素质。司法权是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拥有生杀予夺的国家权力，司法权的行使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产和财产安全。因此，为了使司法权得到正确、合法、及时、有效的行使，司法人员必须要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特别是业务素质。首先，要建立严格的任用制，确保司法人员进入时即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即人格崇高、熟悉法律、精通业务；其次，要定期举办业务培训，着重加强司法人员的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再次，要从担任法学教学研究工作的学者和具有丰富办案经验的律师中选任司法人员，充实司法队伍 ；最后，要完善对法官的惩戒机制，着重加大对涉嫌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的司法人员的惩戒。
（三）加强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待遇。这可以迫使司法人员在试图用司法权换取个人利益时，慎重考虑其得与失、成本与收益，这是保障司法公正和廉洁的根本所在。司法的公正和廉洁是需要一系列制度予以保障和落实的。美国著名学者普朗克认为，这些制度应包括法官的终身制和退休制、固定和充足的收入、任职资格的要求、有限的司法豁免。为了保障司法官员严格执行法律、独立地审理案件，必须加强对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这种司法人员的保障是全方位的，既要有身份保障，又要有待遇保障。实行职业保障的目的在于免除司法官员受免职和调离等的威胁，使其能独立地依据法律进行审判或其他司法工作，确保司法公正与廉洁。
（四）完善干部任免制度，发挥监督效力。司法人员的人事应由地方块块管理变为条条垂直管理，其教育、选拔、任用的程序可参照中央颁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规定，进行严格考察，全面考察其德、能、勤、绩，注重考察工作的实绩。通过深化司法队伍人事制度改革，健全相关制度，把对司法人员的任免、教育、监督三者有机联系起来，形成新的司法队伍人员考察监督机制和任免机制。
（五）建立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公开司法活动。监督是防范腐败、源头治腐最有效的措施。我们认为基层法院可以从四个方面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一是邀请人大代表协助案件调解，搭建主动接受监督的平台，增强人大代表对法院工作监督的有效性。二是聘请执法监督员，不断完善长效监督机制，执法监督员的组成要具有较全面的代表性。三是实行信访听证制度，出现信访人投诉且必要时，要适时举办信访听证会，可邀请政法委、法制委、效能办、信访局人员及信访人所在地人大代表作为特邀听证员，参与听证过程，分析信访原因，甄别案件公正与否，疏通监督渠道。四是改进院长接待日方式，加强院领导与当事人的沟通，便于当事人对审判或执行结果意见的直接诉说，有效根除缠诉缠访现象，确保每一起案件过程公开透明。
（六）加大惩处违法违纪的力度，减少司法腐败。司法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查处不力、治“官”不严。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约束力和监督的威慑力。对发现的各类违法违纪案件要一查到底，在处理上要严格，决不手软，决不袒护；要结合群众反映多的热点、难点问题，突出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人员，抓好有影响的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
五、结语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体现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特别是法制文明的窗口。司法公正，国家法制才有权威，社会才能安宁稳定，人民才有最后的保障。只要我们重视并提高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完善干部任免制度，建立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加大惩处违法违纪的力度，就一定能够有效预防和治理司法腐败，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在全社会树立起对法治的崇高信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文明的法治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中国 印度尼西亚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以下简称“双方”），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为加强两国在司法领域的密切合作，决定缔结本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并议定下列各条：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适用范围
一、双方应根据本条约在刑事侦查或诉讼方面相互提供司法协助。
二、就本条约而言，“刑事”系指根据双方各自国内法构成犯罪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
三、所提供的协助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调取证据和获得有关人员的陈述；
（二）提供法律文件和其他有关司法记录；
（三）查找和辨认人员；
（四）执行搜查和扣押请求，并移交书证物证；
（五）采取措施移交犯罪所得；
（六）征询有关人员同意作证或协助请求方进行的调查；若该人员在押，安排将其临时移交给请求方；
（七）送达文书；
（八）进行鉴定人鉴定，以及通报刑事诉讼结果。
第二条 其他协助
本条约不减损双方之间根据其他条约、安排等存在的义务，也不妨碍双方根据其他条约、安排等相互提供协助。
第三条 中央机关
请求和提供司法协助应直接通过双方中央机关，即双方的司法部进行。
第四条 协助的拒绝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拒绝提供协助：
（一）请求涉及针对某人某项犯罪的侦查或诉讼，而被请求方将该项犯罪视为政治性质的犯罪或其国内法规定的军事犯罪；
（二）有充分理由相信，请求协助仅是为了基于某人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或政治见解而对该人予以起诉或处罚，或该人的地位可能由于上述任何原因受到损害；
（三）被请求方认为，同意请求有损其主权、安全、国家利益或其它重大利益；
（四）提供所寻求的协助可能妨碍被请求方境内的侦查或诉讼，或有损任何人的安全，或对被请求方造成过重的负担；
（五）此种协助违背被请求方法律的基本原则。
二、在拒绝同意协助请求前，被请求方应考虑是否可以提供附加必要条件协助。如果请求方接受附加条件的协助，应遵守这些条件。
三、被请求方应将拒绝执行请求的决定尽快通知请求方，并说明理由。
第五条 司法协助适用的法律
一、被请求方在执行请求时适用其本国法律。
二、请求方可要求以某种特定方式执行请求，被请求方应在与其国内法相符的情况下采用该方式。
第六条 费用
一、被请求方应承担执行协助请求所产生的费用，但请求方应承担下列费用：
（一）有关人员依第十一条或第十二条提出的请求而往返于被请求方的有关费用，以及应支付给该人的在请求方境内期间的任何报酬、津贴或其他费用。请求方应向其部分或全部预付上述津贴和费用；
（二）与运输在押人员或押送官员有关的费用；
（三）被请求方根据第十七条的请求而支出的费用和报酬。
二、如果执行请求明显需要超常性质的费用，双方应协商确定在何种费用条件下提供协助。
第七条 文字
一、双方相互联系时，应使用其各自国家的官方文字，并附英文译文。
二、司法协助请求及其辅助文件应以请求方的官方文字写成，并附英文译文。
第二章 司法协助的形式
第八条 司法协助请求书
一、司法协助请求应以请求书的形式提出。请求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请求机关的名称；
（二）案件的性质和事实以及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三）请求所涉及人员的姓名、国籍、居所或住所，以及有助于确定其身份的其他材料；
（四）请求的目的和请求执行的司法行为；
（五）请求予以搜查、扣押和移交的文件和物品的清单；
（六）如果请求被请求方采用特定程序，该程序的细节和采用理由；
（七）希望请求得以执行的期限；
（八）执行请求所必需的其他材料；
（九）如有必要，明确指明需要对请求予以保密。
二、如果被请求方认为，根据本条约，请求所包含的内容不足以使请求得到处理，可要求提供补充材料。
三、请求书及其辅助文件应由请求方的有关机关签署和盖章。
第九条 送达文书
一、被请求方应尽快执行请求方所提出的送达文书的请求。
二、被请求方应向请求方提供文书送达回证，该送达回证包括受送达人的签名、签收日期、送达机关的印章、送达人的签名以及送达的方式和地点。如果无法完成送达，则应通知请求方，并说明理由。
第十条 调取证据
一、除本条约另有规定外，被请求方应对请求方请求的调取证据作出一切必要的安排。
二、如果请求系针对请求方境内的刑事诉讼提出，被请求方应根据请求，尽力调取证人证据，以便移交给请求方。
三、就本条中的请求而言，请求方应详细列出需向证人调查的事项，包括要提问的问题。
四、被请求方应在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并根据请求，向请求方通报执行请求的时间和地点，以便请求方国内法授权的有关人员在执行请求期间到场，并通过被请求方的有关人员提问。
五、根据本条被要求在被请求方作证的人员，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拒绝作证：
（一）被请求方法律允许证人在被请求方境内提起的诉讼中的类似情形下拒绝作证；
（二）请求方法律允许证人在请求方境内的此种诉讼中拒绝作证。
六、如果有人主张根据请求方法律有权拒绝作证，请求方的中央机关应根据请求，向被请求方中央机关提供有关存在此种权利的证明。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形下，该证明应构成存在此种权利的充分证据。
第十一条 证人和鉴定人的出庭
一、如果请求方认为确有必要让证人或鉴定人本人到其司法机关出庭以履行有关诉讼行为，则应在送达传票的请求中予以说明。被请求方应向有关证人或鉴定人转达上述请求，并说明可支付的费用、津贴和报酬。
二、送达传票的请求，应在所要求的有关人员到请求方司法机关履行诉讼行为之日的至少两个月前，送交给被请求方。在紧急情形下，被请求方可放弃上述要求。
三、被请求方应将证人或鉴定人的答复通知请求方。
第十二条 安排在押人员作证
一、如果一方的司法机关认为有必要向被请求方境内的在押人员取得证人证言，在该人同意的情况下，被请求方可根据请求把该人临时移交给请求方。
二、就第一款而言，本条约第三条规定的双方中央机关应就移交的条件事先达成协议。
三、如果被移交人依被请求方法律应被羁押，请求方应对该人予以羁押，并在根据本条第一款据以请求移交的事项终结后，或在不再需要该人出庭的最早时间内，将该人押送回被请求方。
四、请求方如果仍需要该人到庭，且该人同意，可请求延长该人停留的期限。
第十三条 对证人和鉴定人的保护
一、请求方不得对拒绝按照第十一条或第十二条作为证人或鉴定人到场的人员予以处罚，或采取任何措施及以采取措施相威胁。
二、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提及的证人或鉴定人，在请求方境内不得因为与其离开被请求方前的作为或不作为有关的任何犯罪而受到拘禁、起诉或处罚；对于与此有关的任何民事诉讼，如该人不在请求方时不会受到约束，则不受此类民事诉讼的约束。
三、证人或鉴定人不得被要求在请求所涉及的诉讼或侦查以外的任何诉讼中提供证据或协助侦查。
四、如果证人或鉴定人在司法机关通知无需其继续停留之日起十五日内未离开请求方，或者离开后又自行返回的，则丧失第一款给予的保护。但该期间不包括证人或鉴定人由于其不可控制的原因而未能离开请求方的时间。
五、如果被请求方通知请求方，第十二条所指的被移交人员无需继续受羁押时，该人员应被释放并视为第十一条所指的人员。
第十四条 证据的提供
一、被请求方应通过第三条的途径，移交在侦查和取证中获得的证据资料。
二、对于请求方请求提供的记录或文件，被请求方可提供经证明无误的副本或影印件。然而，当请求方明确表示需要移交原件时，被请求方应尽可能满足这一要求。
三、对于请求方需要作为证据的物品，被请求方应予移交。但此种移交不得损害被请求方或第三人对该物品的合法权利。
四、如果上述文件、记录或物品对被请求方境内其他未决案件的刑事起诉是必不可少的，被请求方可暂缓提供。但被请求方应将延缓理由及时通知请求方。
第十五条 归还证据
请求方应将被请求方移交的记录和文件的原件、或其他物品，尽快归还给被请求方，除非被请求方放弃归还要求。
第十六条 证据和材料的保密及其使用限制
一、如经请求，被请求方应对协助请求、请求内容及其辅助文件、以及提供协助的事实予以保密。如果不违反保密要求则无法执行请求，被请求方应将此情况通知请求方，由请求方决定请求是否仍应执行。
二、如经请求，请求方对于被请求方提供的材料和证据，除用于请求中所提及的侦查和诉讼之外，应予以保密。
三、未经被请求方事先同意，请求方不得将所获得的材料或证据、以及任何派生材料用于请求以外的目的。
第十七条 搜查和扣押
一、被请求方应在其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并在第三人权利受到保护的情况下，执行有关为了证据之目的而搜查、扣押和将资料送交请求方的请求，条件是所提供的材料，包括可能有的第八条第二款要求的补充材料，证明根据被请求方法律有理由采取上述行为。
二、被请求方应提供请求方可能需要的有关搜查结果、扣押地点、扣押状况和被扣押物品的监管方面的情况。
三、请求方应遵守被请求方就搜查和扣押施加的条件。
第十八条 犯罪所得的移交
一、一方应将罪犯在请求方境内犯罪时非法获得的、在被请求方境内发现的钱款和物品移交给另一方。但此项移交不得损害被请求方或第三人对上述财物的合法权利。
二、如果上述钱款和物品对被请求方境内的未决刑事诉讼是必不可少的，被请求方可推迟移交并及时通知请求方。
第三章 杂项规定
第十九条 刑事诉讼结果的通知
一方应根据请求，将针对请求方国民的、或为之提供司法协助的刑事诉讼最终判决和决定的结果通知另一方。
第二十条 刑事记录的提供
被请求方可根据请求，就请求方管辖权内被调查刑事责任的人员，免费提供与其有关的刑事记录及相关材料的摘要。
第二十一条 法律和法规信息的交换
双方应根据请求，相互通报各自国家现行的或已失效的法律和法规的信息。
第二十二条 文件的效力
就实施本条约而言，一方主管机关签发的官方文件，一经签署和盖章，在另一方使用时无需认证。
第二十三条 外交和领事官员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
一方可以通过其派驻在另一方的外交或领事官员向在该另一方境内的本国国民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但不得违反另一方法律，并不得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第二十四条 协商
双方应根据任何一方的请求，就本条约一般情况下或涉及特定案件时的解释和适用事宜，及时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协商。
第四章 最后条款
第二十五条 生效和终止
一、双方应以书面形式相互通知各自使本条约生效所需的国内法要求已得到满足，本条约自上述通知之日后三十天起生效。
二、本条约有效期五年，此后连续自动延期五年，除非一方在期满前三个月书面通知终止本条约。
三、双方根据本条约同意的正在进行的事宜应予完成，不受条约终止影响。
本条约于二０００年七月二十四日在雅加达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印度尼西亚文和英文写成。所有文本同等作准。如遇方字解释方面的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下列签字人经各自政府适当授权，在本条约上签字，以昭信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代表
陈士球 罗姆利·阿特玛萨斯米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