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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座谈会纪要

1989年5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

1989年5月8日至1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关于刑事审判工作的座谈会。林准副院长主持了会议。任建新院长在会上讲了话，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打击刑事犯罪的重要指示。会议回顾和检查了前一阶段刑事审判工作的情况，分析了当前社会治安形势；交流了经验；研究了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继续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问题。大家认为。这次会议是及时的，必要的。开得是好的。现将会议讨论的问题纪要如下：
一
今年1月全国政法工作座谈会后，各高级人民法院及时传达贯彻了会议精神，统一了思想认识，部署了工作。各地法院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参加了打击抢劫、重大盗窃、拐卖人口、走私、贩毒等犯罪活动的专项斗争，严厉打击了一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由于重大刑事案件增多，第一季度判处的死刑、死缓、无期徒刑的罪犯比去年同期增长16．94％，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增长9．80％，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增长24．08％。各级人民法院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1989）1号文件批转的《全国政法工作座谈会纪要》精神，坚决执行了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的方针。从总体上看，打击是有力的，案件的处理也是及时的。但在检查中也发现，有些地区有极少数案件判得轻了，也有的判重了，还有少数案件处理得不够及时。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
会议认为，当前社会治安形势确实相当严峻。一些大中城市、沿海开放地区、水陆交通沿线犯罪活动猖獗，犯罪分子成帮结伙，流窜作案；在火车、公共汽车、轮船上洗劫杀伤旅客的恶性案件屡有发生；重大盗窃、抢劫、故意杀人的恶性案件明显增长；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日趋严重；聚众赌博、卖淫嫖娼、贩卖毒品等社会丑恶现象继续蔓延；近一个时期，突发事件明显增多，不法分子乘机进行打砸抢烧的犯罪活动，对政治安定和社会治安危害极大。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法院受理的一审刑事案件比去年同期上升14．75％，其中重大盗窃案件上升78．70％，抢劫案件上升59．98％，故意杀人案件上升13．05％，有的地区上升的幅度更大。根据现实发案上升情况和诱发犯罪的不安定因素的大量存在，预计今后一定时期内，人民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特别是重大刑事案件将有可能继续上升。人民法院同刑事犯罪作斗争的任务将更为艰巨、更为复杂。
会议要求，各级人民法院领导和全体工作人员对当前社会治安状况和今后的发展趋势应有清醒的认识，增强敌我观念和忧患意识，丝毫也不能麻痹、松劲。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是稳定。四个坚持不能丢，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乱了。我们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心要再大一些，行动再快一些，声势再猛一些，把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三
会议强调，为了稳定治安大局，力争实现治安状况好于去年的目标，全国法院要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作用，坚定不移地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严厉打击严重危害治安的犯罪分子，更好地为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服务。各级人民法院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与检察、公安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针对当地社会治安中的突出问题，通过审判活动，积极适时地开展有声威的专项斗争，进行集中打击和集中整顿。对重点打击对象一定要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对在当地危害大的那些杀人、抢劫、重大盗窃、拐卖人口、贩毒等严重犯罪分子，以及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主犯、惯犯、累犯和流窜犯一定要狠狠打击；要积极参加全国范围内集中打击流窜犯的统一行动；铁路法院和地方法院还要依法严惩在列车、公共汽车、轮船上抢劫杀害旅客的严重犯罪分子，以保障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交通运输秩序。大中城市、交通干线和沿海开放地区的社会治安关系全局，这些地方的人民法院要把刑事审判工作抓得很紧很紧。
当前，经济领域内的犯罪活动也很猖獗。反对贪污、受贿关系到为政清廉，投机倒把、走私等犯罪对社会经济秩序危害很大。各级法院要根据刑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受贿罪和走私罪的补充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处理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投机倒把犯罪案件的规定》，继续依法严惩严重经济犯罪活动。
四
会议指出，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刑事审判工作的领导，组织好力量，主要领导要亲自动手。要继续抓好大案要案的审判，对有的案件要提前介入了解案情，一旦起诉到法院就及时审理，适时审判。要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案，一定要把工作做细，注重一个“准”字。对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判处死刑，对依法应当判处重刑的要坚决判处重刑；对有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要进一步搞好公开审判；对一些重大、典型案件，要开好规模不等的公开宣判大会；通过多种形式扩大宣传，以利于对群众进行法制教育，震慑犯罪分子，保持严打的声威。
五
会议要求，上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下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的监督和业务指导。检查下级人民法院办案的质量，要形成制度。应注重检查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案件和多发案件，以及迅速增长的案件。发现问题应及时提出改进意见。努力提高办案质量，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接受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下级人民法院审理重大、疑难案件遇有困难时，要及时报告上级法院，上级法院要及时给予答复和指导。各级法院要加强调查研究，掌握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提出解决的办法和意见。办案力量、办案经费和物资装备有困难的，要及时提请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予以解决。
社会治安是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各级人民法院在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要积极参加对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


追诉时效延长及中断的思考

卢均晓* 杨智铭**

[摘 要] 追诉时效作为一项导致刑罚消灭的替代性制度，实质上是刑事法律对国家求刑权与行刑权的限制，其出发点在于为刑法所力不及的、处于刑罚真空中的犯罪人设置一种不得已的补救性措施。本文通过对我国追诉时效制度以及其他国家有关立法例的分析，认为追诉时效期限不宜过长，而且其延长和中断亦应有一个理性的标准，从而寻求国家利益与犯罪人合法权益之最佳结合。
[关键词] 追诉时效 时效延长 时效中断

追诉时效制度是刑法中时效制度的一种。刑法上的时效制度实质上是刑事法律对国家求刑权与行刑权的限制。它要求国家机关对犯罪人及时行使刑罚请求权，否则将因超过时效而丧失这两类权力。
我国刑法第八十七条、八十八条、八十九条规定了追诉时效制度。其中第八十七条规定了追诉时效的期限，八十八条则规定了追诉时效的延长——由于发生了法律规定的事由，追诉期限无限延伸的制度。第八十九条第二款则规定了追诉时效的中断——在追诉时效进行期间因发生法律规定的事由而使已经过去的时效归于无效，追诉期限从法律规定的事由发生之日起从新开始计算的制度。综合分析一下我国关于追诉时效制度的规定，笔者认为在某些方面还是值得商榷的。
一、 追诉时效的延长
我国刑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追诉时效的延长从各国立法例来看主要是防止犯罪人在被采取了强制措施后逃避侦查或审判，但是追诉时效的延长并非被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犯罪人被司法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又实施逃避侦查的行为，致使司法机关不能行使起诉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追诉时效延长之规定，在追诉时效期间过后追诉权归于消灭，对该犯罪行为不可追诉。无疑这对保护国家与人民的利益、维护社会秩序是不利的，同时还会鼓励犯罪人逃避刑事追究。所以追诉时效的延长是完全必要的。
但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处理这种情况时采用“逃避侦查或起诉的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来规定，这对于刑罚价值的实现似乎“过犹不及”。虽然对于那些不思悔改，逃避侦查的犯罪分子在时效上作一些延长和变通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如果对时效的延长不作任何限制，便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首先，这意味着对于任何犯罪，无论轻罪还是重罪只要是在司法机关对其采取了强制措施后逃避刑事追究的，在其死亡之前的漫漫岁月里时刻承受着被起诉的“危险”，这种负担对于一般的刑事犯罪人来讲无疑是过于苛刻。实际上犯罪人逃避刑事追究后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对其无疑也是一种惩罚，这种惩罚包括道义与身心两个方面。其次，从司法机关行使追诉权方面来看，犯罪后经过的时间越长，案件侦破的难度越大、成本越高。即使侦破，犯罪人可能早已成为一名守法公民，或已丧失刑事责任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追诉权虽仍具有效力，但实际上却是难以行使，即使行使也难免有悖法之本意，其综合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综上所述，追诉时效的延长是正确的，但应该有个限度。在这一方面，笔者认为可以借鉴阿尔巴尼亚刑法典的立法经验。该国刑法典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实施犯罪的人在对他采取了强制措施后逃避侦查或审判的，将本法典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追究刑事责任的时效期限延长一倍，但是不能超过二十五年。这种立法模式在惩罚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犯罪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充分反映了对犯罪人的改造与教育、打击与保障的平衡，兼顾了犯罪人之合法权益，值得我们借鉴。
此外，我国刑法第八十八条规定：被害人在追诉时效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检察院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笔者认为这一规定亦不甚恰当。我国刑法思想长期受苏联刑法观念的影响侧重于对被害人和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保护，在某些方面却漠视了犯罪人的人权。而八十八条的规定无疑是这种倾向的集中体现，其立法合理性有待分析。“行为人只对其行为负责”如果说由于犯罪人逃避审判而导致时效延长还是符合立法精神，那么因为司法机关本身的原因却使时效延长无疑是侵犯了犯罪人的权利。让一个盗窃犯去承担与杀人犯相同的追诉期限，又有谁会认为这是“罪刑相当”。所以由于司法机关失职造成的不立案应由司法机关自己承担责任。否则不仅对犯罪人不公平，也是对司法机关的放纵。
二、 追诉时效的中断
我国刑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在追诉期限以内有犯罪的，前罪的追诉期限从后罪之日起计算。这一规定表明，在我国，中断时效的法定事由是“又犯罪”。所谓“又犯罪”包括故意犯罪、过失犯罪、重罪、轻罪、与前罪相同的罪和不同的罪。即无论又犯什么罪，前罪的追诉期限立即中断，其追诉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从新计算。 笔者认为这一理论违反了当代刑法的基本原则，而且与刑法的目的、功能、价值、效益并不一致，存在诸多不合理性。
在理论上，我们一贯强调刑罚与犯罪之间的紧密联系，即一旦犯罪，犯罪人即要在短时间内受到惩罚，只有这样才会起到惩罚犯罪、预防犯罪的作用。所以及时性应为刑法的基本特征之一。“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公正与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 “推迟刑罚则只会使人感到对该种刑罚的恐怖。”刑罚在时空上的拉长致使人们对犯罪的恶性从感性方面已经淡薄。“它造成的印象不象是在惩罚倒象是在表演，并且只是在那种本来有助于增加惩罚感觉的对某一犯罪的恐怖心理已经减弱之后，才会产生这种现象。”以上是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在分析刑罚适用时所做的论述。同时边沁还指出“对意志毫无作用，因而无法预防相似行为之刑为无效刑。”笔者认为，丧失及时性的刑罚其本身即是无效刑。而追诉时效的中断对丧失及时性刑罚的产生提供了滋生空间，从而使许多犯罪面临着数年后才会到来的刑罚。这样的刑罚不仅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甚至会引起的反感以及对犯罪人的同情，造成刑罚适得其反的结果。
从造成追诉时效中断的原因上看，造成时效中断的“又犯罪”既没有区分犯罪的罪过，又没有区分犯罪的性质，而实质上这一规定就是在这两个方面存在缺陷。首先，犯罪的罪过有故意和过失的区别。我国刑法在关于累犯的问题上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因而规定过失犯罪者不构成累犯。可是追诉时效中断这一问题上的规定却未为完善，我们认为应当将刑法条文作一定的修改，即从“又犯罪”中剔除过失犯罪的情形。因为以过失犯罪作为追诉时效中断的法定情形之一，实际上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一个守法公民与一个正处在追诉时效期内的犯罪人相比较，如果二者同时犯过失犯罪，难道能断言前者的主观恶性明显少于后者吗？其次，就犯罪性质而言，笔者认为，除非二者之间存在着犯罪性质的相同性，否则不宜引起追诉时效之中断。犯罪性质纷繁多样，实质上就是犯罪侵犯客体（直接客体）的多样性。在追诉时效延长这一问题上应该区分犯罪直接客体之不同，而不应以一般客体代之，否则易引起以偏概全。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刑罚的目的针对犯罪人而言为特别预防，即预防再犯罪，消灭犯罪可能性。正是基于此认识我们规定了追诉时效制度，因为我们认识到犯罪人在这方面的主观恶性仍未消灭。譬如：甲犯为正处于追诉时效期内的盗窃犯，如若其再犯盗窃罪则我们可因其仍未丧失针对财产权方面的侵犯可能性可将追诉时效延长以矫治其恶性。但如果甲犯后犯之罪为杀人罪，其侵犯客体为生命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将盗窃罪追诉时效延长则笔者认为二者之间无任何必然性。从世界各国的立法例看，朝鲜和前捷克斯洛伐克刑法都是以犯有同类罪行作为追诉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
总之，追诉时效作为一项导致刑罚消灭的替代性制度，其出发点在于为刑法所力不能及的处于刑罚真空中的犯罪人设置一种不得已的补救性措施，以期犯罪人能够在此期限内自我改造、自我约束，达到改过自新回归社会的效果。因此追诉时效期限不宜过长，而且其延长和中断亦应有一个理性的标准，从而寻求国家利益与犯罪人合法权益之最佳结合。

卢均晓，男，1980年5月生，山东威海人，中共党员，法学学士，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联系电话：0535-3011025，电子信箱：lujunxiao@sina.com。
杨智铭，男，1979年12月生，山东威海人，山东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