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市制止和拆除违法建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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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烟草专卖管理条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烟草专卖管理条例》已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1997年7月2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烟草专卖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烟草专卖品的生产和经营，提高烟草制品质量，维护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烟草专卖品是指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叶、烟叶、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烟草专用机械。
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叶统称烟草制品。
第三条 凡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烟草专卖品生产、经营、运输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进出口依法实行烟草专卖许可证制度。烟草专卖品的运输依法实行准运证制度。烟叶的收购依法实行收购许可证制度。
第五条 县以上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主要本行政区域内的烟草专卖工作。
公安、工商、税务、海关、交通、铁路、技术监督等有关部门应当依照各自职责，配合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做好烟草专卖管理工作。

第二章 烟草专卖品的生产
第六条 自治区对烟叶种植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计划管理的制度。对适宜烟叶种植的贫困地区在资金上予以扶持，在种植面积上优先安排。
烟草公司应当及时向烟叶种植者提供经全国或者自治区烟草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批准的优良品种，并向烟叶种植者传授科学种植、烘烤、分级等技术。
烟草公司扶持烟叶种植者的款项和物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
第七条 收购烟叶的烟草公司或者其委托单位应当根据县以上计划部门下达的烟叶种植、收购计划，与烟叶种植者签订烟叶种植收购合同，约定烟叶种植面积，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八条 烟草制品生产企业必须依照取得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后，按照自治区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年度总产量计划进行生产。
第九条 烟草制品生产企业必须在其生产的卷烟、雪茄烟包装上标明焦油含量等级和“吸烟有害健康”中文字样。
烟草制品生产企业生产的出口卷烟，必须在小包、条包上标明“专供出口”中文字样。
第十条 卷烟、雪茄烟和有包装的烟丝，必须申请注册商标，未经核准注册的，不得生产、销售。
禁止生产假冒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
第十一条 开办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烟草专用机械生产企业，必须依法取得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后，按照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计划以及与烟草制品生产企业签订的订货合同组织生产。

第三章 烟草专卖品的购销
第十二条 收购烟叶的烟草公司及其委托单位，必须取得自治区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收购许可证，并在规定的区域内收购。
对烟叶种植者按照烟叶种植收购合同约定的种植面积生产的烟叶，烟草公司及其委托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购标准和价格全部收购，不得抬级抬价或者压级压价收购
第十三条 技术监督部门会同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烟叶收购标准的监督管理。
县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乡（镇）人民政府和烟叶生产者和代表成立烟叶等级复核组。烟叶种植者对烟叶收购站（点）确定的烟叶等级有异议的，可以向烟叶等级复核组申请复核。
第十四条 烟叶种植者应当向烟叶种植收购合同约定的烟草公司或者其委托单位销售自产的烟叶。
第十五条 烟叶、复烤烟叶实行计划调拨，并执行国家调拨价格管理规定。
贫困地区生产的烟叶、复烤烟叶，在保证完成自治区下达的调拨计划的前提下，经自治区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参与省际间调拨。
第十六条 烟草制品生产企业，必须将其生产的烟草制品销售给持有烟草专卖批准企业许可证的烟草公司。
第十七条 自治区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全区的区外卷烟购进计划，烟草公司按照计划购进区外卷烟、雪茄烟的，必须报经自治区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取得核发的准运证。
第十八条 烟草制品批发业务由烟草公司统一经营。烟草制品批发单位由自治区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
无烟草制品批发单位的乡镇的基层供销社或者国有和集体商业企业，在取得当地县以上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烟草专卖委托批发许可证，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后，可以经营烟草制品批发业务，但必须在核发烟草专卖委托批发许可证的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烟草
公司进货。
从事烟草制品批发业务的烟草公司及其委托单位，不得向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提供批发或者零售货源。
第十九条 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经当地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方可经营。
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其零售的烟草制品，必须从核发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批发单位购进。
第二十条 经营烟草专卖品进出口业务、经营外国烟草制品购销业务，或者在海关监管区域内经营免税的外国烟草制品购销业务的企业，必须经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自治区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特种烟草专卖经营企业许可证，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


经营依法没收的烟草专卖品业务的企业，必须经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自治区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罚没烟草专卖品经营许可证。
第二十一条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必须出口的烟草制品，不得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销售。
第二十二条 禁止销售霉坏变质、不合格或者假冒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
第二十三条 生产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烟草专用机械的企业，只能将其产品销售给烟草公司和持有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的烟草制品生产企业。
烟草制品生产企业不得将其生产用的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烟草专用机构转让给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
第二十四条 禁止窝藏或者违法收购、销售走私的烟草专卖品。

第四章 烟草专卖品的运输
第二十五条 省际间运输烟叶必须凭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自治区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准运证和与烟草公司签订的烟叶购销合同通行。
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运输烟叶的，必须凭自治区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烟叶准运证通行。
第二十六条 烟草制品的运输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运输依法没收的走私烟草制品或者跨省运输国内生产的烟草制品，必须持有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自治区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准运证；
（二）跨省运输外国烟草制品必须持有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准运证，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运输外国烟草制品必须持有自治区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准运证；
（三）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运输国内生产的复烤烟叶，必须持有自治区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准运证；
（四）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运输国内生产的卷烟、雪茄烟、烟丝，必须持有烟草制品生产企业经营调拨机构或者县以上烟草公司出具的有效供货发票；
（五）受烟草公司委托从事烟草制品批发业务的单位，在规定的经营区域内运输烟草制品，必须持有该烟草公司出具的有效供货发票；
（六）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在规定的经营区域内运输烟草制品，必须持有当地烟草制品批发企业出具的有效供货发票。
第二十七条 运输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烟草专用机构，必须凭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自治区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准运证通行。
第二十八条 邮寄、异地携带烟叶、烟草制品的数量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准运证或者供货发票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无效：
（一）复印、涂改、伪造或者重复使用的；
（二）其核定的调入、调出单位、运达地点与实际不符的；
（三）超过核定有效期的；
（四）超过核定数量的；
（五）未随货同行的。

第五章 许可证、准运证的发放与管理
第三十条 由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发放的烟草专卖许可证，其发放和管理办法按照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由本自治区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发放的许可证，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对符合许可证发放条件的，及时发放许可证；对不符合许可证发放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三十一条 对本自治区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发放的许可证，在其有效期内需变更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或者经营地点的，必须按照自治区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变更手续。
第三十二条 准运证的发放、供货发票的出具及管理应当遵守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和自治区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三条 禁止伪造、转让、买卖、出租、出借许可证、准运证和供货发票。

第六章 烟草专卖监督
第三十四条 烟草专卖行政执法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二人以上并佩戴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制发的徽章，出示自治区统一核发的行政执法证件。
第三十五条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行使监督检查职权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询问违法案件的当事人、嫌疑人和证人，调查与违法行为有关的活动；
（二）检查烟草专卖品生产、经营场所和存放地；
（三）在车站、码头、港口或者车辆的其它起运地、运达地，对运输烟草专卖品的活动进行检查；
（四）查阅、复制、扣留与违法活动有关的合同、发票、帐册、单据、记录、文件、业务函电和其他资料；
（五）采用录像、摄影等手段，取得所需的证据材料；
（六）查封、扣留涉嫌违法行为的烟草专卖品运输工具、烟草专卖品、许可证、准运证、供货发票和其它证据。
第三十六条 霉坏、变质的烟草制品，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监督销毁。
依法查获的无注册商标或者假冒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应当交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规定公开销毁，禁止以任何方式销售。
淘汰报废、非法拼装的烟草专用机械、残次的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及下脚料，由当地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不得以任何方式销售。
第三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不得纵容、包庇烟草专卖违法行为。
第三十八条 对依法没收的烟草专卖品，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及时移交依法设立的自治区烟草拍卖行进行拍卖或者按照国家规定交由当地县以上烟草公司收购，不得自行处理。
拍卖依法没收的烟草专卖品，应当经依法设立的评估机构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保留价。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规定，烟草公司供应的种子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情节轻重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截留、挪用烟叶种植扶持款项和物资的，由监察部门或者其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根据情节轻重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生产烟草制品的，责令关闭，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生产的烟草制品总值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生产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或者烟草专用机械的，责令停止生产上述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生产的产品总值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给予警告或者责令停产整顿。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四条规定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无烟叶收购许可证收购烟叶不超过1000公斤的，处以其所收购的烟叶总值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并按照国家规定价格的70％收购其违法收购的烟叶；无烟叶收购许可证收购烟叶超过1000公斤的，没收其违法收购的烟叶和违法所得。
（二）抬级抬价收购烟叶的，依法没收违法所得；压级压价收购烟叶的，依法赔偿烟叶种植者的经济损失。情节严重的，吊销其烟叶收购许可证。并根据情节轻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三）对按照烟叶种植收购合同规定生产的烟叶不予收购的，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造成烟叶种植者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四）烟叶种植者不按烟叶种植收购合同约定出售自产烟叶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其销售的烟草制品总值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二款规定，无烟草专卖批准企业许可证或者烟草专卖委托批发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批发业务的，责令关闭或者停止经营烟草制品批发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其违法批发的烟草制品总值50％以上一倍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为无烟草专卖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烟草制品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销售总额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责令停止经营；限期申请办理零售许可证，对违法经营的烟草制品可以暂时扣留；逾期未领取零售许可证的，按照国家规定收购扣留的烟草制品；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销售的烟草制品总值2
0％以上50％以下的罚款。
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从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烟草制品批发单位以外的单位购进烟草制品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其购进的烟草制品总值5％以上10％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无特种烟草专卖经营企业许可证从事外国烟草制品经营业务的，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经营的烟草制品总值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
（二）将必须出口的烟草制品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销售的，责令改正，没收其烟草制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销售的烟草制品总值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销售霉坏变质的烟草制品的，责令销毁烟草制品，并处以违法销售的烟草制品总值10％以上20％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二十二条规定，生产、销售没有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的，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烟草制品，可并处以违法经营额10％以下罚款。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烟草制品的，责令停止侵权行为，赔偿被侵权人的经济损失；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烟草制品，收缴专门用
于制品假冒注册商标烟草制品的烟草专用机械，可并处以侵权所获利润五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销售或者转让的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烟草专用机械总值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没收其窝藏或者违法收购、销售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并处以烟草专卖品总值的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
（一）窝藏或者违法收购、销售走私的烟草制品价值超过50000元，或者卷烟、雪茄烟数量超过100件（万支／件），或者烟叶、烟丝、复烤烟叶数量超过1000公斤的；
（二）窝藏或者违法收购、销售走私的烟草制品被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罚两次以上的。
第四十九条 无准运证、无有效供货发票或者超过准运证、供货发票规定的数量运输烟草专卖品的，超过国家规定的限量一倍以上邮寄或者异地携带烟叶、烟草制品的，处以违法运输、邮寄、携带的烟草专卖品总值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价格的70％收购其
烟草专卖品；
承运人明知是烟草专卖品而为无准运证、无有效供货发票的单位、个人运输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价值10％以上20％以下的罚款。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
（一）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价值超过50000元，或者运输卷烟、雪茄烟数量超过100件（万支／件）；
（二）被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罚二次以上的；
（三）使用改装、伪装的运输工具逃避监督检查的；
（四）运输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的企业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
（五）违法运输走私烟草专卖品的；
（六）抗拒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实施检查的；
（七）利用特殊车辆运输烟草专卖品逃避检查的；
（八）其他情节严重的违法运输烟草专卖品行为。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许可证在有效期内变更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经营地点未办理变更手续的，责令限期改正，可并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吊销其许可证。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伪造、转让、买卖、出租、出借许可证、准运证和供货发票，未构成犯罪的，依法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未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有关行政执法机关未将其查获的违法烟草专卖品移交自治区烟草拍卖行拍卖或者交由当地县以上烟草公司收购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以罚没的违法烟草专卖品总值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由其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四条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行政执法机关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索贿受贿，未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行政管理相对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以上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决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7月25日
　　内容提要: 口供之必取是支撑我国“符合说”之证明标准理论成立的关键。在赋予被追诉者沉默权之后，我国的证明标准必将面临转型。对于那些被追诉者不予供述的案件，应当实行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对于那些被追诉者自愿供述的案件，可实行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一、“客观真实说”与口供之关系

在我国传统证明理论领域，“客观真实说”居统治地位。近年来虽有观点挑战此说，却未根本动摇其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支配地位。“客观真实说”的经典表述是：“刑事证明的目的，总的来说是要达到诉讼（案件）客观真实，即指公安司法人员在诉讼中根据证据所认定的案件事实要符合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1]在“客观真实说”者看来，司法实践中存在两个“事实”：一是公安司法人员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一是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诉讼活动的任务就是要达到这两个“事实”完全符合。如果这两个“事实”不符，案件就不能终结，或者需补充侦查，或者会久拖不决。一言以蔽之，“客观真实说”的实质是“符合说”。

一般来讲，对于现存的两个事物，我们可以将其进行比对，判断其是否相符。譬如，每个公民都有身份证，有关部门只要查验身份证并将其所附照片与本人进行比对，就能确定“我”是不是“我”，因为“我”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对于已经过世的前人，我们只能根据现存的史料来确定其长相如何，却不能用比对的方法来判断其长相是否真的如此。对于已逝事物的真实性的判断，只能建立在确实、充分的证据基础之上，而不能依赖所谓的“符合说”来确定其真伪。换言之，“符合说”不适用于对已逝事物或者事实的判断。

那么，按照“符合说”理论，所谓的“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在哪里？事实上，所谓“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是曾经发生过但已经消失的事实。恰如历史事实一样，都是在历史上发生过，但现在已经难以重现的事实。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历史事实是一过性的，过去了，不会重演，所谓‘复原历史事实’，其实是用证据和推理构建‘关于事实的知识’。”“譬如一个反应司法无能的电影，它先已告诉你事实明明是什么，所以你知道法庭是判错了；但是历史考证上没有这样的便宜，那个‘明明’的事实，在历史考证上恰恰是最为‘暗暗’。人们常说‘认识要与事实相符’，但必须两个东西都在明处，才能看他们是否‘相符’；若‘事实’本身在暗处，又如何判断关于这个事实的多项知识中哪一项与其‘相符’呢？”[2]正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过去，不会重演，所以汤因比才说，“历史学家经常说的‘事实明摆在那让人使用’的说法是错误的。历史学家也不是在散步的时候发现这些沿着道路堆积的事实。人的活动对事实的形成产生相当的程度作用。历史的事实绝非存在于人头脑之外的原始事物或者事件。”[3]

显然，对于已经成为历史事实的案件事实，办案人员不可能通过“时空隧道”回到“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面前，将其与自己判断得出的事实进行比对，看其二者是否符合，而只能在证据基础上，形成自己所认定的“事实”。如果证据确实、充分，我们即可确信其真实地发生过；如果证据不确实或者不充分，我们只能存疑待之，而不能得出任何结论。

然而，多年来人们为什么对“符合说”深信不疑？这与口供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具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正是口供的必取，支撑了“符合说”的成立。只有真正理解了口供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特殊地位，才能真正理解“符合说”的实质。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上，被追诉者的口供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属七种法定证据之一。其并不具有高于其他六种证据的特殊法律效力，甚至立法还强调“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事实上，口供却具有高于其他六种证据的法律效力，在办案人员认定案件事实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办案必须拿下口供，否则侦查一般不能终结。在法定的侦查措施中，第一条就是“讯问犯罪嫌疑人”，位列其他侦查措施之首。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为拿下口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恩威并用。相比之下，其他证据种类并非不可或缺。其次，口供常常是鉴别其他证据“真伪”的标尺，从而对其他证据种类具有统帅、整合作用，[4]其他证据则处于从属地位。获得犯罪嫌疑人口供后，与口供能够相互印证者才会被采纳附卷，不一致者要么隐匿不用，要么做必要“加工”，使之与口供一致。再次，口供是有罪判决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尽管法院的判决书几乎很少说理，也很少对证据的采信及运用进行论证，但判决书中一般都会写“该犯（一直）供认不讳”，或者即使庭审中被告人翻供，也会写上“有书面供述在卷”等，以此说明判决的真实性。可以说，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口供既是证据，又高于证据；既是证据，又在相当程度上等同于事实。

口供地位之所以如此之高，原因有二：一是口供中心主义的历史影响远未清除。在历史上，无论中西，口供都曾经占有至高无上地位。在欧洲，口供曾被称为“证据之王”，是最完善的证据，有此证据即可定案。[5]在我国古代，实行“定罪必取输服供词”的口供裁判主义。受此影响，在我国实践中，取得口供就等同于破案。而没有拿下口供，即使其他证据确实、充分，一般也不能结案。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公安司法人员普遍意识里，口供就是事实，口供就是真相。有了口供就等于有了“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如果缺乏口供，就相当于缺少“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符合说”也就不能成立，案件就会陷入僵局。

由此，只有在被追诉者必须开口供述的司法体制下，“符合说”才有发挥作用的余地，而在被追诉者享有沉默权的司法体制中，“符合说”是不适用的。

二、沉默权之确立与“自由心证”之作用机理

自人类司法产生以来，追求事实真相一直是刑事诉讼的目标。然而，由于不同历史阶段人类认识能力不同，确定事实真相的标准也不同。在遥远的古代，人们认为真相难逃神的眼睛，神谕的结果就是真相。[6]在中世纪，人们认为真相存在于被告人的口中。在英国确立沉默权制度前，“排除合理疑问”的证明标准尚未完全确立，任何疑问都需要被告人开口才能澄清。[7]贝卡利亚也认为，“审查犯人是为了了解真相。”[8]司法人员为取得口供，残酷的刑讯是必需的，因此，一部以口供为中心的司法史，就是一部拷问史。

不可否认，真实的口供对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具有重大作用。但是，两点因素使口供中心主义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一是由于种种原因，口供常常偏离事实而失真；二是强迫被追诉者供述不符合现代司法文明与人道精神。在赋予被追诉者沉默权后，司法官员再也不能从口供中求得事实真相。而只能依赖证据来还原事实真相，判断真相的证明标准过渡到了“自由心证”时代。那么，“自由心证”制度下的案件真相在哪里？就在于办案人员对证据审查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信念中。这一信念就在办案人员的心中。

沉默权之赋予标志着人类司法进入了以人权保障为特征的文明时代。但同时沉默权制度也客观上增加了办案人员定案的难度。因为被追诉者开口坦白总是有利于查明事实真相的，而在自由心证制度下，法官只能以收集到的证据来确定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在口供中心主义时代，案件认定得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口供的真实与否，而在自由心证时代，案件认定的正确与否则取决于法官心证的客观与否。因为法官的心证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己对案件事实的主观判断，而“既有主观，就不免有主观主义的可能。”[9]所以“自由心证”制度的全部证据规则和诉讼程序的着眼点，均在于防止法官的主观臆断，尽量保证其判决的客观性。为此，在实行自由心证制度的国家，其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基本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证据裁判原则，即案件事实只能从办案人员对证据审查判断的基础上得来

现代自由心证制度国家几乎都实行证据裁判原则，强调裁判案件事实依靠证据，不再认可口供在裁判案件事实过程中的至高无上地位。比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其《改定律例》第318条规定：“凡定罪均须根据口供状”。到1873年将此条改为：“凡定罪均须根据证据”。在目前的日本，即使在那些被告人放弃沉默权而做出有罪供述的案件中，也要取得必需的证据，实行口供补强原则，而不认可口供具有作为定案的唯一证据的效力。

为保证证据裁判原则得到贯彻，许多国家还同时实行审判公开原则、判决理由公开制度等，以便当事人、社会大众以及上级法院对法官是否遵循证据裁判原则进行监督。正如法国学者指出的那样，“法官应当在判决中对其内心确信作出表述，用诉讼案卷与庭审辩论中向其提供的各项证据材料来证明其内心确信是正确的。没有说明理由的裁判决定（判决），或者说明理由不充分的裁判决定，或者包含有相互矛盾之理由的裁判决定，均将受到最高法院的审查。”[10]

（二）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多在一些主观性较强的领域实行

拿体育比赛来说，在跳水、体操等主观色彩浓厚的体育比赛项目中，都实行多数裁判主体原则；而在一些客观性较强的项目如跳高、跳远等项目中，往往有一名裁判即可。在诉讼活动中，古代的口供裁判主义下由于实行拷问和“罪从供定”原则，只要取得口供即可定案，一个法官即可完成此项任务，因为被告人是否做出供述，一个人即可做出判断。但是，在实行自由心证后，由于缺少了口供，法官必须按照其他证据对被告人是否有罪做出判断，这无疑比依靠口供定罪的做法要困难得多。为了防止一个法官可能出现的主观臆断，实行自由心证的国家同时实行多数法官裁判的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并且要求法官的裁决必须全体一致，或者绝对多数通过，而不是简单多数通过，以保证判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的知识是要求得到共同赞同的知识，全然不同于‘仅仅是一种’（主观的）看法。”[11]需要强调的是，此处所谓的“客观性”与我国传统上认为的“客观性”有所不同。我国传统上认为的“客观性”，是指与主观性完全对立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一种结果意义上的或者说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性。此处所谓“客观性”，是指与人的主观认识相结合的一种“客观性”，其并不完全独立于人的主观性，也不与主观性相对立。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认识过程中的、不能脱离人的主观认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性。比如，要求人的主观认识来源于客观证据；认识主体要中立、公正，具有自主性；认识结论要符合人类的一般经验与常识，能够获得同行的认可，从而获得共识。这种“客观性”是一种相对的、有限的客观性，而不是绝对的客观性。“与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具有更多的先验性，较少的相对性不同，有限的客观性是法律——或者任何解释性活动所能追求的唯一一种客观性，也是唯一值得我们关注的客观性。”[12]

在裁判活动中，这种“客观性”表现为认识主体达成的“共识”，即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其要求有二：一是裁判主体应当有多个，而不是一个或寥寥数个；二是判决要求裁判全体一致或者绝对多数通过，而不是简单多数通过。比如，在美国，刑事陪审团由12名陪审员组成，一般刑事案件要求裁决的投票结果达到9票以上，死刑案件则要求全票同意，且要求12名陪审员都要投票。在法国重罪案件审判中，凡是做出对被告人不利的判决，一审时最少需要12名法官和陪审员中的8人投赞成票，而上诉审时则需要10票赞成。表决中空白票或无效票应当按有利于被告人的票数计算。我国香港的陪审团由7人组成，做出有罪判决最低要求5人同意，在废除死刑前，对于死刑的有罪判决必须是7人全体同意。

（三）直接言词原则，证据裁判原则和复合主体

裁判原则并不能当然保证裁判的客观性，因为如果证据本身充满了主观随意性，裁判的结果仍然意味着主观臆断

为保证证据本身的客观性，实行自由心证制度的国家都实行严格的证据调查程序，这就是法庭审理的直接言词原则。直接言词原则是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的合称。直接原则要求法官只能以法庭上直接调查过的证据作为裁判基础。言词原则要求对证据的提出和质证都要在法官面前以口头方式进行，否则不能作为法官裁判的依据。直接言词原则强调法官的亲历性与证据的原始性，禁止以控诉方提交的书面案卷材料作为裁判的依据，因为“朗读侦讯笔录不仅违反实质的直接性原则，而且从真实发现的角度而言，并未接受诘问检验的侦讯笔录，其记载往往断简残篇、不一而足，单单由朗读侦讯笔录，根本难以还原证人当初陈述时的氛围，潜藏郢书燕说的危险，法院难以形成对抗侦讯官员的印象与心证之裁判基础。”[13]

直接言词原则还可引申出集中审理原则和在场原则，并进一步要求裁判者具有独立自主性。集中审判原则要求审判必须持续而集中地进行，不得间断，直到法庭做出裁判为止。而在场原则要求从事法庭审理的法官必须始终在场，不得中途更换。只有贯彻集中审理原则和在场原则，庭审中的证据才能发挥对案件事实的决定作用，而只有裁判者独立自主，也才能最终保证法官的心证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坚持这样一个原则：他们必须‘自主地’从事自己的工作，不接受来自外部的控制和指导。‘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科学只有在不受非科学家的干预下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14]这种独立自主性不仅适用于科学研究，也适用于对事实的认定。

三、我国证明标准之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