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万国邮政联盟组织法第八附加议定书》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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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万国邮政联盟组织法第八附加议定书》的决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万国邮政联盟组织法第八附加议定书》的决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批准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２日由第２４届万国邮政联盟代表大会通过的《万国邮政联盟组织法第八附加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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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成立要式性之质疑
金荣标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 沙坪坝 400031）
摘要：合同的成立唯一要件是当事人合意。要式要物性之功能在法律规范中体现为生效要件、对抗要件或证据要件等功能。合同成立的非要式性有利于贯彻合同自由、意思自治和鼓励交易原则
关键词：合同的成立和生效、要式性、要件
一、 问题的提出
新合同法制订以前，国内法学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一直对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是否要区分、如何区分争论不休，并且长期以来有大量的司法判例判决合同不成立之情形。新合同法颁布后，国内学者几乎都主张对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应当进行严格区分。但同时有许多人对它们的构成要件上却又模棱两可，造成合同成立与生效再次模糊。类似“如果法律、行政法规定合同的成立必须经过批准、登记的，那么只有获得批准、登记以后，合同方为成立”的论述 ，在学术著作中到处可见 ，在法律文件中也有体现。
学述和立法上都认为：合同的成立除具备一般要件外，还须具备一定的特殊要件，即要式要件或要物要件。究其实质是对合同形式的特别要求，该要求得不到满足，合同就不成立。这是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只要有当事人的合意，合同即可成立；除此之外，别无条件可言。
二、 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区别
就要式性而言，严格区分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长期以来就没有对它们作严格的区分，而使许多已经成立但尚未生效的合同，或被确认为不成立，或被确认为无效，而实质上应当为合同成立但尚未生效、或效力未定、或可撤销、可变更、或无效，不是二选一的选择题，而是多选一，并且排除了不成立的选项。
合同的成立和生效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方便说明，图示如下）：
区别 合同成立 合同生效
性质 事实问题 法律问题
目的（功能） 确认合同是否存在 运用法律判断合同有无效力，及效力如何
价值观 对事实的评价 对合同合法性的评价
立法政策考虑 体现合同自由原则 体现国家公权力对合同自由原则的干涉
构成要件 主体的多数、有标的、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即可 一般要件：主体适格、客体适格（标的合法、妥当、确定、可能）、意思表示真实；特殊要件：要式要物
构成要件瑕疵的后果 未达成合意，合同不存在，当事人仅负缔约过失责任 要件瑕疵有多种后果：无效、效力未定、可撤销可变更等，当事人负返还原物、赔偿损失或缔约过失责任
对相关第三人的影响 合同不成立，第三人与当事人之一所为的一个合同行为，不受不成立之合同行为影响 合同有效力瑕疵，第三人与当事人之一所为的一个合同行为，受不同瑕疵造成后果的影响也不同。
很明显，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在性质、目的、立法政策的考虑、价值观以及在瑕疵时的后果方面具极其大的差别。虽然以上对比之基于它们的总体而言，但可以清楚看到正确划分两者的界限确实十分重要。就要式性而言，若将其作为成立要件，则合同由于缺乏一定的形式而不成立，所发生的后果是过失方负缔约过失责任。这样就会出现令人十分不愿发生的情形：双方当事人就合同的其他内容，经过要约和承诺，都已经达成合意，只是在形式上未采取要约人要求或法定的书面、或公证、或登记、或批准等特定形式，合同就不能成立，而双方就该“他们认为已经成立的合同”积极进行准备履行时，由于法律的规定该合同“确实”不能成立，他们的履行也是无效的，结果是过错方不仅负赔偿责任，双方还要将“履行”的结果恢复原状，不仅浪费了时间，而且浪费了财力，对社会财富造成的损害是不可小觑的，对当事人的交易积极性的打击也是巨大的。相反，若将要式性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对抗、证明要件另当别论）则可以避免这种弊端，因为，将要式作为生效要件的前提是承认合同已经成立，成立并不意味着生效，在符合生效的一般要件的基础上，由于未符合生效的特殊要件，合同的效力出现障碍，但并非必定无效，而可能是未生效，即效力待定。若合同的要式要件在一定的期间内得到了补正，例如如期签订了书面协议、获得了批准或登记等，合同从补正之时生效；若合同的要式要件得不到补正，或不能如期得到补正，则合同无效。这样就避免了成立要式性所造成的要式要件无法补救的不足，对促进交易、鼓励交易无疑会起到积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合同一旦成立（即使缺乏要式要件而未生效），即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不是合同本身的拘束力，表现为对经过要约和承诺达成合意的合同条款不得擅自变更，并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负有使合同生效的义务，违反者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合同生效后所具有的拘束力是法律赋予合同本身所具有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根据不仅来自诚信原则，还来自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其违反将依据合同的约定承担责任，并可能负民事责任以外的责任，如行政、刑事责任。在这一点上，审批形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往往涉及到国家和社会的重大利益，未获得审批的合同不但无效，而且当事人可能遭受行政和刑事责任上的不利。
三、 合同成立要式性的缺陷
合同成立采要式主义，至少有以下重大缺陷和不足：
第一、 违背合同自由、意思自治原则和鼓励交易原则。众所周知，合同乃典型的私法行为，是市场经济社会繁荣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国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宏观之管理，而非微观之干涉。私法的实质就是意思自治，只要行为不违反国家的利益以及公序良俗，国家应当倡导并鼓励此种行为。合同行为就是如此。因此，对合同成立这一合同交易的起始阶段，除了当事人自己的意思表示之外，不应当在设置其他限制条件。如果由于种种要式的限制而致合同成立都不可能，又如何鼓励交易？何况成立的合同不一定生效，未生效的合同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国家公权力在合同成立后再行介入，恐怕未为迟也。若国家公权力在一开始就介入，则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就不自由。更何况，如果合同因某种形式的限制而不成立，即根本不存在的话，以后的生效又何从谈起？
第二、 合同成立采要式主义，与合同成立的其他方式有无法调和的矛盾。依据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其它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合同成立的方式主要有：口头形式、书面形式、登记形式、批准形式、公证形式、鉴证形式、实际行为形式 等。其中，口头形式和实际行为形式未被列为特定形式，其他形式皆为特定形式，即要式主义中之要件。我国法律明文规定：凡法定或约定合同采用特定（或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此种形式（见《民法通则》第56条，《合同法》第10条第2款）。暂且不论此种规定应当作为生效要件还是成立要件。若作为成立要件，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一旦未采取该特定（或书面）形式，合同即不成立；但《合同法》第36、37条规定的实际行为形式却导致合同的成立。换言之，特定形式的要件虽被违反了，但合同仍然成立。这个矛盾说明对合同的要式主义不能适用于合同的成立上，而只是用于合同的生效、对抗效力和证据功能上。
第三、 会对合同不同阶段当事人行为的性质产生混淆。基于合同成立的要式主义，当事人一方过错而为采用特定形式，致使合同不成立，违反的诚实信用原则，具有违法性。基于合同生效的要式主义，合同成立但未生效时，当事人双方对未采用特定形式而未使合同生效并无过错，不具有违法性。因此，认为合同不具特定形式而不成立是对当事人合同行为违法性作出的确认，当事人将受到责任追究；认为合同成立但因不具特定形式而未生效是对人当事人合同行为合法性的且确认，当事人并不应当承担合同未生效的责任，也不存在着这种民事责任。
第四、 在救济手段手段上，合同成立要件主义剥夺了当事人补正合同的权利。如上所述，合同因未采要式而不成立，则合同根本不存在，当事人只有重新进行磋商，经要约承诺订立合同。这样就剥夺了当事人对原“合同”进行补正的权利（对他方当事人来说，就是补正的义务）。所谓补正，是指补充所缺乏的要式而使合同生效，但补正必须以合同的存在（即合同成立）为前提。若采合同生效要式主义，当事人就可补充合同生效所需的特定形式，从而令其生效。
四、 现行法关于合同要式性的规定及非成立要式性之理由
（一）我国现行立法关于合同要式性的规定
纵观我国现行的主要法律、行政法规，对要式性要件作了不同的规定：
第一、 生效要件作用，即作为合同生效的必要要件，有此要件，合同生效；无此要件，合同不生效，但并非确定无效。这个占合同要式性的大多数，如《担保法》明确规定：不动产抵押合同（第41条）、股票质押合同（第78条）、知识产权质押合同（第79条）须登记而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第6条也明确规定石油合同经批准而生效。
第二、 证据作用，即要式性要求既不作为合同成立要件，也不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采取特定的形式只是作为合同存在和生效的证明，当事人间发生争议时，该形式就是合同存在以及生效的证据；如果没有该特定形式，而有其他形式证明合同的存在和生效，合同依然存在并生效。这类规定也为数众多，如《海商法》明文规定：提单（第71条）是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单证、旅客客票（第110条）是海上旅客运输合同成立的凭证，《合同法》第215条规定的书面租赁合同也具有证据效力。
第三、 对抗效力的作用，即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并不以特定的形式作为要件，特定的形式要求只是在第三人对该合同利益提出主张或异议时，当事人可以该特定形式抗辩。此功能的设置能对当事人的保护起到最大限度的作用，其充分体现了合同意思自治的原则，符合私法精神。这类规定为数不少，主要表现为登记的形式，如一般动产抵押合同（《合同法》第43条）、船舶抵押权合同（《海商法》第13条）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第四、 成立要件作用 ，不采取特定形式合同就不成立，即合同根本不存在。如《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第8条规定的“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合同”须经外经贸部批准方为成立。
（二）非成立要式性之理由
法律、行政法规虽然规定了以上四种要式的功能，但在法理上、应然状态下是否都是该如此呢？笔者认为并非如此。除了以上极少的法条所显示的合同成立要式要件外，更多的是法律学者对法律条款的片面解释，使本来不属于合同成立要件的规定都归属到合同成立要件之下，从而导致合同成立与生效更加难以划分界限，徒增迷惑。
持要式成立观点的学者经常引用的法条是《民法通则》第56条“民事法律行为……法律规定用特定形式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和《合同法》第10条第2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以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3条）、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5条）、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第6条）等行政法规中有关相应合同的条款（其中均有批准的要件要求），但详究条文本身，可以看出，其或明确地将书面、批准等特定形式规定为生效要件，或没有明确特定形式是以上哪种效力的要件，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不是成立要件；但经解释，却变成了书面等特定形式具有了成立要件的功能，从而得出合同不成立的结论 。这种理解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首先，此种理解完全扭曲了合同成立的本来面目，合同的成立是一种客观事实状态，证明事实状态的存在可以有很多方式，包括许多除口头以外的特定形式，书面等的特定形式不过是众多形式种的一种，跟口头形式并无二致。因此，在法律条文没有明文规定书面等特定形式为成立要件时，不能想当然的将其解释为成立要件，这无疑是将书面等形式作为证明合同存在的唯一证据了。更何况《合同法》第44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批准登记等要式的生效效力 。
其次，退一步说，即使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不符合特定形式要求的合同根本不成立，从应然性角度而言，此种规定本身值得推敲。众所周知，合同的成立而只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并不需要国家公权力的干预，也不涉及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评价，为贯彻合同自由、意思自治原则，法律应当鼓励当事人进行交易，减少交易之初的法律障碍；否则，在交易开始之时就设置重重障碍，以上原则又如何贯彻？即使在当事人约定特定形式要件的场合，表面虽贯彻了合同自由、意思自治之原则，但若仅因某种形式要件上的原因而阻止合同的成立，则对合同法另一同等重要之原则——鼓励交易之原则——来说，无疑是一种严重的破坏。如果法律对此种状况视而不见，或放任自流以至确认其合理，鼓励交易原则就徒有虚表了。因为合同都不能成立，还如何进行交易？
再次，从理想状态来说，法律对合同的成立首先设置一种要式形式，无疑是对当事人意思自由的限制，而且是“已经把某种超越于当时人意志并先于当事人意志的意志，强加给了当事人” ，当事人也就无表达其意思的自由了。自由意味着无障碍，就仅涉及当事人内部的事务应当给与其完全的自由。
盖言之，就现行法而言，对合同的成立不应当设置要式性的障碍，合同成立只是双方当事人间内部的事情，完全可以由双方决定；同时为了鼓励交易，即使双方当事人以意思表示设置某种要式障碍，但只要当事人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它们之间的合同关系存在，法律也将予以确认。这样，就达到了一种交易之初的理想状态，而且这种状态事实上可以达到，也应当达到。
五、 实践合同的非成立要物性
区分实践合同与诺称合同的标准，在法学著作中均认为是以物的交付作为合同成立的衡量尺度 。前者的成立只需当事人的合意，后者的成立除当事人的合意外，尚需标的物的实际交付 。笔者认为，与合同成立的非要式性相同，标的物之交付不过是合同生效的要件。如传统认为赠与合同属实践合同，赠与标的物未交付之前，赠与合同不成立。《合同法》第186条规定的“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此处“撤销赠与”乃撤销赠与合同，而非撤销要约；若该合同不成立，撤销的对象又是什么？又传统认为保管合同也是实践合同，未交付保管物之前合同都不成立。依此，寄存人与保管人达成口头、书面乃至公证的“保管合同”，但始终不交付保管物，那么该“保管合同”不成立，保管人的期待利益又如何保护？相反，若认为赠与合同、保管合同自合意而成立，标的物之交付为生效要件，则以上问题都不复存在：赠与合同的撤销因其存在而成为可能，保管合同因存在而使寄存人有了交付标的物的义务（补正义务），从而保管人的期待利益也有了保障。
六、 结论
合同的成立唯一要件是当事人合意，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要件。要式要物性不应当作为合同成立的要件，根据要式要物性的作用，其功能在法律规范中体现为生效要件、对抗要件或证据要件等功能。合同成立的非要式性可彻底区分其与合同生效的不同，合同成立后生效之前，若只是缺乏特定形式，当事人双方分别有补正合同形式的义务和权利。这样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有利于贯彻合同自由、意思自治和鼓励交易原则，以达到合同称成立的一种应然状态。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人大常委会
银川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银川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银川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于2008年12月24日银川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2009年4月2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2009年6月1日起施行。
银川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9年4月8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银川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决定
（2009年4月2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定：批准《银川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由银川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8年4月2日
银川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未成年人的保护。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辖区内的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未成年人保护事业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相关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四条 市、县（区、市）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日常工作。
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应当设立青少年综合服务信息平台。
第五条 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
(二)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三)教育与保护相结合;
(四)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未成年人的风俗习惯。
第六条 市、县（区、市）国家机关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
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工会、残疾人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少年先锋队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保护未成年人有显著成绩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贯彻执行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法规成绩突出的；
（二）教育、帮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成绩突出的；
（三）教育、挽救、改造违法犯罪未成年人成绩突出的；
（四）组织、指导未成年人开展文化、科技、体育、娱乐等活动取得突出成绩的；
（五）创作出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优秀作品的；
（六）为未成年人提供、兴建活动场所或者设施的；
（七）为保护未成年人提供经济资助的；
（八）为保护未成年人做出其他特殊贡献的。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有权予以劝阻、制止和采取保护措施，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等有关部门报告。
第二章 家庭和学校保护
第九条 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遗弃、虐待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所在学校、村（居）民委员会请求保护。
教师发现学生遭受家庭暴力、遗弃或虐待的，应当向学校反映情况，学校应当向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公安机关报告。
村（居）民委员会发现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遗弃或虐待的，应当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十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证其必要的物质和医疗保健条件，保障未成年人的休息和娱乐时间，关心未成年人不同年龄阶段的生理、心理变化，并及时给予指导。
第十一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的下列行为：
（一）偷窃、抢夺、故意损坏公私财物；
（二）赌博、吸毒、卖淫；
（三）打架斗殴、辱骂他人；
（四）吸烟、酗酒、流浪、沉迷网络；
（五）阅读、观看、收听、传播色情、淫秽、暴力、恐怖、凶杀、封建迷信的读物和音像制品；
（六）进入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
（七）其他不良行为。
第十二条 父母因外出务工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对未成年人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接受委托的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
第十三条 学校应当对未成年学生进行法律知识教育，生活教育，培养未成年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
第十四条 学校和监护人应当教育未成年人自尊、自爱、自强、自律、自信，指导他们学习自我保护的技能，增强抵御各种灾害、伤害侵袭的意识和能力，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自觉抵制各种不良行为及违法犯罪行为的引诱或者侵害。
第十五条 学校和教师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拒收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入学；
(二)不得以各种形式按学习成绩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
(三)不得随意责令未成年学生停课；
(四)不得歧视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的未成年学生；
(五)不得违反法律和国家规定开除未成年学生。
第十六条 未成年学生无故不上课、逃课，学校或教师不得放任不管,应当加强教育，并与其监护人联系。
第十七条 学校应当建立心理咨询机构，根据未成年学生的身心特点，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心理健康辅导和青春期教育。
对未成年学生咨询的信息应当保密，保护其隐私。
第十八条 学校和教师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和自治区、本市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课程计划，制定适合未成年学生身心发展的教学目标、计划、方法等，合理控制作业量，保证学生休息时间和参加必要的娱乐、体育活动的时间。
学校和教师不得占用学生寒暑假、法定节假日进行补课，因特殊原因无法完成正常教学计划而需补课的，需报市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上课时间，组织未成年学生参加社会宣传、社会服务等活动，确需占用的，须经市、县（区、市）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第二十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在组织教学和其他活动时，应当保护未成年学生的人身安全。对侵犯未成年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及时制止和救护，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学校应当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对未成年学生在校内的打架、斗殴等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并采取防范措施。
第二十一条 寄宿制学校应当向未成年学生提供安全的住宿条件，建立完善的住宿管理制度，确保住宿学生的人身、财产安全。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定期检查校舍，发现有安全隐患，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排除险情，并向主管部门报告。
存在安全隐患不能继续使用的校舍，不得继续使用，并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立警示标志。
第二十二条 市、县（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制定应对各种灾害、传染性疾病、食物中毒、意外伤害等突发事件的预案，配备相应设施并进行必要的演练。
市、县（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应当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不得隐瞒或谎报。
第二十三条 幼儿园、托儿所应当根据幼儿教育和身体发育特点，提供适宜的活动场所和日常用品，制定适合其发育的营养食谱，并按时、足量提供食品。
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配备适当的男性教师从事保育、教育工作，促进幼儿身心健康的和谐发展。
第三章 国家机关和社会保护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未成年人发展情况,设立未成年人发展专项资金并列入财政预算,用于新建、改建、扩建未成年人文化、科技、体育、娱乐等活动的场所和发展有益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的文化艺术事业。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个人提供或者兴建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活动场所、设施。
第二十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校舍应当严格按照抗震设防要求和抗震设计规范进行选址、规划、设计、施工和验收。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聋、哑、盲、智力障碍等生理、心理有缺陷的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
第二十七条 市、县(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妥善安排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人入学,保证其接受义务教育。
第二十八条 市、县(区、市)民政部门应当依法为流浪乞讨、孤儿、弃儿、生活无依靠、贫困辍学等需要帮助的未成年人提供社会救助。
第二十九条 市、县(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应当为完成义务教育不再升学的未成年人提供职业技术培训。
教育、劳动保障、民政等有关行政部门，应当为聋、哑、盲、智力障碍等生理、心理有缺陷的未成年人，提供定向培训条件。
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为聋、哑、盲、智力障碍等生理、心理有缺陷的未成年人兴办福利事业。
第三十条 公安机关应当在有条件的中、小学校设警务室，并在学生上学、放学期间，对学校周边巡逻、执勤。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学校附近的道路交通监管,合理设置交通警示标志和机动车辆减速设施。
第三十一条 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加强与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工会等社会团体的联系，共同做好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挽救工作。
第三十二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三条 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开展生理、心理健康咨询活动,进行科普知识教育、法制宣传,提供法律帮助等服务活动。
鼓励、支持学校、社会组织和个人,兴办家长学校，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对家长培养、教育未成年人进行指导和帮助。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扰乱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正常教学、办公和生活秩序,不得侵占、破坏学校和其他未成年人的活动场所及其设施。
第三十五条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站) 、美术馆、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公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体育馆(场) 、科技馆、影剧院、文化宫等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和社会组织所有的文化体育设施,应当保障对未成年人开放的时间,并实行免费或者优惠;
动物园、植物园等公益性场所及其设施, 对未成年人和由学校集体组织的参观、游览活动实行免费或者优惠。
第三十六条 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公共场所,应当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对可能危及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设施,经营、管理单位应当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并在显著位置设置警示标志。
第三十七条 鼓励创作、出版、发行、展出、演出、播放适合未成年人特点，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影视、录音、录像、图书、报刊、计算机软件、文艺节目和其他精神产品。
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或者展示内容、情节不适合未成年人观看、阅读，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影视、录音、录像、图书、报刊、计算机软件、文艺节目和其他精神产品。
第三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投资创办公益性互联网上网服务设施，免费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健康的上网服务。
第三十九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应当安装监控设备，并按照公安机关的要求录存监控录像资料，经营者不得擅自删除或编辑监控录像资料。
监控录像资料可作为对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给予处罚的依据。
第四十条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配合学校为未成年人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市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责任人和学校主要负责人行政处分。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由市、县（区、市）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主要领导行政处分。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市、县（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对其主要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造成安全事故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处罚。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由相关行政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2009年6月1日起施行。
金荣标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 沙坪坝 400031）
摘要：合同的成立唯一要件是当事人合意。要式要物性之功能在法律规范中体现为生效要件、对抗要件或证据要件等功能。合同成立的非要式性有利于贯彻合同自由、意思自治和鼓励交易原则
关键词：合同的成立和生效、要式性、要件
一、 问题的提出
新合同法制订以前，国内法学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一直对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是否要区分、如何区分争论不休，并且长期以来有大量的司法判例判决合同不成立之情形。新合同法颁布后，国内学者几乎都主张对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应当进行严格区分。但同时有许多人对它们的构成要件上却又模棱两可，造成合同成立与生效再次模糊。类似“如果法律、行政法规定合同的成立必须经过批准、登记的，那么只有获得批准、登记以后，合同方为成立”的论述 ，在学术著作中到处可见 ，在法律文件中也有体现。
学述和立法上都认为：合同的成立除具备一般要件外，还须具备一定的特殊要件，即要式要件或要物要件。究其实质是对合同形式的特别要求，该要求得不到满足，合同就不成立。这是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只要有当事人的合意，合同即可成立；除此之外，别无条件可言。
二、 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区别
就要式性而言，严格区分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长期以来就没有对它们作严格的区分，而使许多已经成立但尚未生效的合同，或被确认为不成立，或被确认为无效，而实质上应当为合同成立但尚未生效、或效力未定、或可撤销、可变更、或无效，不是二选一的选择题，而是多选一，并且排除了不成立的选项。
合同的成立和生效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方便说明，图示如下）：
区别 合同成立 合同生效
性质 事实问题 法律问题
目的（功能） 确认合同是否存在 运用法律判断合同有无效力，及效力如何
价值观 对事实的评价 对合同合法性的评价
立法政策考虑 体现合同自由原则 体现国家公权力对合同自由原则的干涉
构成要件 主体的多数、有标的、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即可 一般要件：主体适格、客体适格（标的合法、妥当、确定、可能）、意思表示真实；特殊要件：要式要物
构成要件瑕疵的后果 未达成合意，合同不存在，当事人仅负缔约过失责任 要件瑕疵有多种后果：无效、效力未定、可撤销可变更等，当事人负返还原物、赔偿损失或缔约过失责任
对相关第三人的影响 合同不成立，第三人与当事人之一所为的一个合同行为，不受不成立之合同行为影响 合同有效力瑕疵，第三人与当事人之一所为的一个合同行为，受不同瑕疵造成后果的影响也不同。
很明显，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在性质、目的、立法政策的考虑、价值观以及在瑕疵时的后果方面具极其大的差别。虽然以上对比之基于它们的总体而言，但可以清楚看到正确划分两者的界限确实十分重要。就要式性而言，若将其作为成立要件，则合同由于缺乏一定的形式而不成立，所发生的后果是过失方负缔约过失责任。这样就会出现令人十分不愿发生的情形：双方当事人就合同的其他内容，经过要约和承诺，都已经达成合意，只是在形式上未采取要约人要求或法定的书面、或公证、或登记、或批准等特定形式，合同就不能成立，而双方就该“他们认为已经成立的合同”积极进行准备履行时，由于法律的规定该合同“确实”不能成立，他们的履行也是无效的，结果是过错方不仅负赔偿责任，双方还要将“履行”的结果恢复原状，不仅浪费了时间，而且浪费了财力，对社会财富造成的损害是不可小觑的，对当事人的交易积极性的打击也是巨大的。相反，若将要式性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对抗、证明要件另当别论）则可以避免这种弊端，因为，将要式作为生效要件的前提是承认合同已经成立，成立并不意味着生效，在符合生效的一般要件的基础上，由于未符合生效的特殊要件，合同的效力出现障碍，但并非必定无效，而可能是未生效，即效力待定。若合同的要式要件在一定的期间内得到了补正，例如如期签订了书面协议、获得了批准或登记等，合同从补正之时生效；若合同的要式要件得不到补正，或不能如期得到补正，则合同无效。这样就避免了成立要式性所造成的要式要件无法补救的不足，对促进交易、鼓励交易无疑会起到积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合同一旦成立（即使缺乏要式要件而未生效），即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不是合同本身的拘束力，表现为对经过要约和承诺达成合意的合同条款不得擅自变更，并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负有使合同生效的义务，违反者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合同生效后所具有的拘束力是法律赋予合同本身所具有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根据不仅来自诚信原则，还来自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其违反将依据合同的约定承担责任，并可能负民事责任以外的责任，如行政、刑事责任。在这一点上，审批形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往往涉及到国家和社会的重大利益，未获得审批的合同不但无效，而且当事人可能遭受行政和刑事责任上的不利。
三、 合同成立要式性的缺陷
合同成立采要式主义，至少有以下重大缺陷和不足：
第一、 违背合同自由、意思自治原则和鼓励交易原则。众所周知，合同乃典型的私法行为，是市场经济社会繁荣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国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宏观之管理，而非微观之干涉。私法的实质就是意思自治，只要行为不违反国家的利益以及公序良俗，国家应当倡导并鼓励此种行为。合同行为就是如此。因此，对合同成立这一合同交易的起始阶段，除了当事人自己的意思表示之外，不应当在设置其他限制条件。如果由于种种要式的限制而致合同成立都不可能，又如何鼓励交易？何况成立的合同不一定生效，未生效的合同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国家公权力在合同成立后再行介入，恐怕未为迟也。若国家公权力在一开始就介入，则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就不自由。更何况，如果合同因某种形式的限制而不成立，即根本不存在的话，以后的生效又何从谈起？
第二、 合同成立采要式主义，与合同成立的其他方式有无法调和的矛盾。依据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其它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合同成立的方式主要有：口头形式、书面形式、登记形式、批准形式、公证形式、鉴证形式、实际行为形式 等。其中，口头形式和实际行为形式未被列为特定形式，其他形式皆为特定形式，即要式主义中之要件。我国法律明文规定：凡法定或约定合同采用特定（或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此种形式（见《民法通则》第56条，《合同法》第10条第2款）。暂且不论此种规定应当作为生效要件还是成立要件。若作为成立要件，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一旦未采取该特定（或书面）形式，合同即不成立；但《合同法》第36、37条规定的实际行为形式却导致合同的成立。换言之，特定形式的要件虽被违反了，但合同仍然成立。这个矛盾说明对合同的要式主义不能适用于合同的成立上，而只是用于合同的生效、对抗效力和证据功能上。
第三、 会对合同不同阶段当事人行为的性质产生混淆。基于合同成立的要式主义，当事人一方过错而为采用特定形式，致使合同不成立，违反的诚实信用原则，具有违法性。基于合同生效的要式主义，合同成立但未生效时，当事人双方对未采用特定形式而未使合同生效并无过错，不具有违法性。因此，认为合同不具特定形式而不成立是对当事人合同行为违法性作出的确认，当事人将受到责任追究；认为合同成立但因不具特定形式而未生效是对人当事人合同行为合法性的且确认，当事人并不应当承担合同未生效的责任，也不存在着这种民事责任。
第四、 在救济手段手段上，合同成立要件主义剥夺了当事人补正合同的权利。如上所述，合同因未采要式而不成立，则合同根本不存在，当事人只有重新进行磋商，经要约承诺订立合同。这样就剥夺了当事人对原“合同”进行补正的权利（对他方当事人来说，就是补正的义务）。所谓补正，是指补充所缺乏的要式而使合同生效，但补正必须以合同的存在（即合同成立）为前提。若采合同生效要式主义，当事人就可补充合同生效所需的特定形式，从而令其生效。
四、 现行法关于合同要式性的规定及非成立要式性之理由
（一）我国现行立法关于合同要式性的规定
纵观我国现行的主要法律、行政法规，对要式性要件作了不同的规定：
第一、 生效要件作用，即作为合同生效的必要要件，有此要件，合同生效；无此要件，合同不生效，但并非确定无效。这个占合同要式性的大多数，如《担保法》明确规定：不动产抵押合同（第41条）、股票质押合同（第78条）、知识产权质押合同（第79条）须登记而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第6条也明确规定石油合同经批准而生效。
第二、 证据作用，即要式性要求既不作为合同成立要件，也不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采取特定的形式只是作为合同存在和生效的证明，当事人间发生争议时，该形式就是合同存在以及生效的证据；如果没有该特定形式，而有其他形式证明合同的存在和生效，合同依然存在并生效。这类规定也为数众多，如《海商法》明文规定：提单（第71条）是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单证、旅客客票（第110条）是海上旅客运输合同成立的凭证，《合同法》第215条规定的书面租赁合同也具有证据效力。
第三、 对抗效力的作用，即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并不以特定的形式作为要件，特定的形式要求只是在第三人对该合同利益提出主张或异议时，当事人可以该特定形式抗辩。此功能的设置能对当事人的保护起到最大限度的作用，其充分体现了合同意思自治的原则，符合私法精神。这类规定为数不少，主要表现为登记的形式，如一般动产抵押合同（《合同法》第43条）、船舶抵押权合同（《海商法》第13条）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第四、 成立要件作用 ，不采取特定形式合同就不成立，即合同根本不存在。如《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第8条规定的“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合同”须经外经贸部批准方为成立。
（二）非成立要式性之理由
法律、行政法规虽然规定了以上四种要式的功能，但在法理上、应然状态下是否都是该如此呢？笔者认为并非如此。除了以上极少的法条所显示的合同成立要式要件外，更多的是法律学者对法律条款的片面解释，使本来不属于合同成立要件的规定都归属到合同成立要件之下，从而导致合同成立与生效更加难以划分界限，徒增迷惑。
持要式成立观点的学者经常引用的法条是《民法通则》第56条“民事法律行为……法律规定用特定形式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和《合同法》第10条第2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以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3条）、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5条）、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第6条）等行政法规中有关相应合同的条款（其中均有批准的要件要求），但详究条文本身，可以看出，其或明确地将书面、批准等特定形式规定为生效要件，或没有明确特定形式是以上哪种效力的要件，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不是成立要件；但经解释，却变成了书面等特定形式具有了成立要件的功能，从而得出合同不成立的结论 。这种理解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首先，此种理解完全扭曲了合同成立的本来面目，合同的成立是一种客观事实状态，证明事实状态的存在可以有很多方式，包括许多除口头以外的特定形式，书面等的特定形式不过是众多形式种的一种，跟口头形式并无二致。因此，在法律条文没有明文规定书面等特定形式为成立要件时，不能想当然的将其解释为成立要件，这无疑是将书面等形式作为证明合同存在的唯一证据了。更何况《合同法》第44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批准登记等要式的生效效力 。
其次，退一步说，即使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不符合特定形式要求的合同根本不成立，从应然性角度而言，此种规定本身值得推敲。众所周知，合同的成立而只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并不需要国家公权力的干预，也不涉及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评价，为贯彻合同自由、意思自治原则，法律应当鼓励当事人进行交易，减少交易之初的法律障碍；否则，在交易开始之时就设置重重障碍，以上原则又如何贯彻？即使在当事人约定特定形式要件的场合，表面虽贯彻了合同自由、意思自治之原则，但若仅因某种形式要件上的原因而阻止合同的成立，则对合同法另一同等重要之原则——鼓励交易之原则——来说，无疑是一种严重的破坏。如果法律对此种状况视而不见，或放任自流以至确认其合理，鼓励交易原则就徒有虚表了。因为合同都不能成立，还如何进行交易？
再次，从理想状态来说，法律对合同的成立首先设置一种要式形式，无疑是对当事人意思自由的限制，而且是“已经把某种超越于当时人意志并先于当事人意志的意志，强加给了当事人” ，当事人也就无表达其意思的自由了。自由意味着无障碍，就仅涉及当事人内部的事务应当给与其完全的自由。
盖言之，就现行法而言，对合同的成立不应当设置要式性的障碍，合同成立只是双方当事人间内部的事情，完全可以由双方决定；同时为了鼓励交易，即使双方当事人以意思表示设置某种要式障碍，但只要当事人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它们之间的合同关系存在，法律也将予以确认。这样，就达到了一种交易之初的理想状态，而且这种状态事实上可以达到，也应当达到。
五、 实践合同的非成立要物性
区分实践合同与诺称合同的标准，在法学著作中均认为是以物的交付作为合同成立的衡量尺度 。前者的成立只需当事人的合意，后者的成立除当事人的合意外，尚需标的物的实际交付 。笔者认为，与合同成立的非要式性相同，标的物之交付不过是合同生效的要件。如传统认为赠与合同属实践合同，赠与标的物未交付之前，赠与合同不成立。《合同法》第186条规定的“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此处“撤销赠与”乃撤销赠与合同，而非撤销要约；若该合同不成立，撤销的对象又是什么？又传统认为保管合同也是实践合同，未交付保管物之前合同都不成立。依此，寄存人与保管人达成口头、书面乃至公证的“保管合同”，但始终不交付保管物，那么该“保管合同”不成立，保管人的期待利益又如何保护？相反，若认为赠与合同、保管合同自合意而成立，标的物之交付为生效要件，则以上问题都不复存在：赠与合同的撤销因其存在而成为可能，保管合同因存在而使寄存人有了交付标的物的义务（补正义务），从而保管人的期待利益也有了保障。
六、 结论
合同的成立唯一要件是当事人合意，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要件。要式要物性不应当作为合同成立的要件，根据要式要物性的作用，其功能在法律规范中体现为生效要件、对抗要件或证据要件等功能。合同成立的非要式性可彻底区分其与合同生效的不同，合同成立后生效之前，若只是缺乏特定形式，当事人双方分别有补正合同形式的义务和权利。这样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有利于贯彻合同自由、意思自治和鼓励交易原则，以达到合同称成立的一种应然状态。
银川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银川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银川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银川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于2008年12月24日银川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2009年4月2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2009年6月1日起施行。
银川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9年4月8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银川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决定
（2009年4月2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定：批准《银川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由银川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8年4月2日
银川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未成年人的保护。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辖区内的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未成年人保护事业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相关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四条 市、县（区、市）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日常工作。
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应当设立青少年综合服务信息平台。
第五条 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
(二)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三)教育与保护相结合;
(四)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未成年人的风俗习惯。
第六条 市、县（区、市）国家机关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
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工会、残疾人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少年先锋队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保护未成年人有显著成绩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贯彻执行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法规成绩突出的；
（二）教育、帮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成绩突出的；
（三）教育、挽救、改造违法犯罪未成年人成绩突出的；
（四）组织、指导未成年人开展文化、科技、体育、娱乐等活动取得突出成绩的；
（五）创作出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优秀作品的；
（六）为未成年人提供、兴建活动场所或者设施的；
（七）为保护未成年人提供经济资助的；
（八）为保护未成年人做出其他特殊贡献的。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有权予以劝阻、制止和采取保护措施，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等有关部门报告。
第二章 家庭和学校保护
第九条 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遗弃、虐待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所在学校、村（居）民委员会请求保护。
教师发现学生遭受家庭暴力、遗弃或虐待的，应当向学校反映情况，学校应当向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公安机关报告。
村（居）民委员会发现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遗弃或虐待的，应当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十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证其必要的物质和医疗保健条件，保障未成年人的休息和娱乐时间，关心未成年人不同年龄阶段的生理、心理变化，并及时给予指导。
第十一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的下列行为：
（一）偷窃、抢夺、故意损坏公私财物；
（二）赌博、吸毒、卖淫；
（三）打架斗殴、辱骂他人；
（四）吸烟、酗酒、流浪、沉迷网络；
（五）阅读、观看、收听、传播色情、淫秽、暴力、恐怖、凶杀、封建迷信的读物和音像制品；
（六）进入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
（七）其他不良行为。
第十二条 父母因外出务工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对未成年人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接受委托的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
第十三条 学校应当对未成年学生进行法律知识教育，生活教育，培养未成年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
第十四条 学校和监护人应当教育未成年人自尊、自爱、自强、自律、自信，指导他们学习自我保护的技能，增强抵御各种灾害、伤害侵袭的意识和能力，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自觉抵制各种不良行为及违法犯罪行为的引诱或者侵害。
第十五条 学校和教师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拒收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入学；
(二)不得以各种形式按学习成绩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
(三)不得随意责令未成年学生停课；
(四)不得歧视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的未成年学生；
(五)不得违反法律和国家规定开除未成年学生。
第十六条 未成年学生无故不上课、逃课，学校或教师不得放任不管,应当加强教育，并与其监护人联系。
第十七条 学校应当建立心理咨询机构，根据未成年学生的身心特点，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心理健康辅导和青春期教育。
对未成年学生咨询的信息应当保密，保护其隐私。
第十八条 学校和教师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和自治区、本市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课程计划，制定适合未成年学生身心发展的教学目标、计划、方法等，合理控制作业量，保证学生休息时间和参加必要的娱乐、体育活动的时间。
学校和教师不得占用学生寒暑假、法定节假日进行补课，因特殊原因无法完成正常教学计划而需补课的，需报市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上课时间，组织未成年学生参加社会宣传、社会服务等活动，确需占用的，须经市、县（区、市）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第二十条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在组织教学和其他活动时，应当保护未成年学生的人身安全。对侵犯未成年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及时制止和救护，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学校应当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对未成年学生在校内的打架、斗殴等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并采取防范措施。
第二十一条 寄宿制学校应当向未成年学生提供安全的住宿条件，建立完善的住宿管理制度，确保住宿学生的人身、财产安全。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定期检查校舍，发现有安全隐患，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排除险情，并向主管部门报告。
存在安全隐患不能继续使用的校舍，不得继续使用，并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立警示标志。
第二十二条 市、县（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制定应对各种灾害、传染性疾病、食物中毒、意外伤害等突发事件的预案，配备相应设施并进行必要的演练。
市、县（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应当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不得隐瞒或谎报。
第二十三条 幼儿园、托儿所应当根据幼儿教育和身体发育特点，提供适宜的活动场所和日常用品，制定适合其发育的营养食谱，并按时、足量提供食品。
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配备适当的男性教师从事保育、教育工作，促进幼儿身心健康的和谐发展。
第三章 国家机关和社会保护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未成年人发展情况,设立未成年人发展专项资金并列入财政预算,用于新建、改建、扩建未成年人文化、科技、体育、娱乐等活动的场所和发展有益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的文化艺术事业。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个人提供或者兴建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活动场所、设施。
第二十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校舍应当严格按照抗震设防要求和抗震设计规范进行选址、规划、设计、施工和验收。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聋、哑、盲、智力障碍等生理、心理有缺陷的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
第二十七条 市、县(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妥善安排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人入学,保证其接受义务教育。
第二十八条 市、县(区、市)民政部门应当依法为流浪乞讨、孤儿、弃儿、生活无依靠、贫困辍学等需要帮助的未成年人提供社会救助。
第二十九条 市、县(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应当为完成义务教育不再升学的未成年人提供职业技术培训。
教育、劳动保障、民政等有关行政部门，应当为聋、哑、盲、智力障碍等生理、心理有缺陷的未成年人，提供定向培训条件。
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为聋、哑、盲、智力障碍等生理、心理有缺陷的未成年人兴办福利事业。
第三十条 公安机关应当在有条件的中、小学校设警务室，并在学生上学、放学期间，对学校周边巡逻、执勤。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学校附近的道路交通监管,合理设置交通警示标志和机动车辆减速设施。
第三十一条 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加强与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工会等社会团体的联系，共同做好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挽救工作。
第三十二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三条 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开展生理、心理健康咨询活动,进行科普知识教育、法制宣传,提供法律帮助等服务活动。
鼓励、支持学校、社会组织和个人,兴办家长学校，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对家长培养、教育未成年人进行指导和帮助。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扰乱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正常教学、办公和生活秩序,不得侵占、破坏学校和其他未成年人的活动场所及其设施。
第三十五条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站) 、美术馆、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公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体育馆(场) 、科技馆、影剧院、文化宫等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和社会组织所有的文化体育设施,应当保障对未成年人开放的时间,并实行免费或者优惠;
动物园、植物园等公益性场所及其设施, 对未成年人和由学校集体组织的参观、游览活动实行免费或者优惠。
第三十六条 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公共场所,应当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对可能危及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设施,经营、管理单位应当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并在显著位置设置警示标志。
第三十七条 鼓励创作、出版、发行、展出、演出、播放适合未成年人特点，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影视、录音、录像、图书、报刊、计算机软件、文艺节目和其他精神产品。
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或者展示内容、情节不适合未成年人观看、阅读，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影视、录音、录像、图书、报刊、计算机软件、文艺节目和其他精神产品。
第三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投资创办公益性互联网上网服务设施，免费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健康的上网服务。
第三十九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应当安装监控设备，并按照公安机关的要求录存监控录像资料，经营者不得擅自删除或编辑监控录像资料。
监控录像资料可作为对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给予处罚的依据。
第四十条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配合学校为未成年人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市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责任人和学校主要负责人行政处分。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由市、县（区、市）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主要领导行政处分。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市、县（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对其主要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造成安全事故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处罚。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由相关行政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2009年6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