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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


卫生部医药卫生科学研究招标指南
卫生部


为了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医药卫生科研管理必须实行改革，使科研任务与经费直接挂钩，科研投资与成果、效益挂钩，发挥科研单位的动力和活力，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
力，为“四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从1985年起，卫生部对全国医药卫生科研计划的管理，试行科研课题“招标”，科研经费实行“科研基金制”。
医药卫生科研以应用研究为主，加强医学基础研究，重视开发研究。着重解决提高人口健康素质和防病治病中的关键性科学技术问题。突出重点，集中优势，组织攻关，力争在重大科研课题上有所突破，为提高防治疾病能力和医学科学水平，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延长寿命提供科学技
术措施。

招 标 项 目
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卫生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社会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死因顺位和疾病谱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防治疾病的对象，以急慢性传染病为主逐渐转向非传染病为主；医学研究的重点由生物医学模式逐渐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
化。
从目前全国医药卫生科研现状来看：一方面，占我国死因前三位的重大疾病已为脑血管疾病、心脏病、恶性肿瘤，传染病、寄生虫病的顺位下降；另一方面，还有一部分卫生状况比较落后的农村和老少边地区传染病、寄生虫病仍很严重；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平衡，也伴随着出现了
医疗卫生保健水平在地区之间的差距。
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促使医学科学走向分化、综合和各学科相互渗透，出现了许多新学科、边缘学科；在新的技术革命到来之时，医药卫生科技将是其中重要部分之一，会对社会、经济起到一定的作用，我们必须研究新问题，迎接挑战，并作出相应的决策。
根据以上情况，提出以下招标项目及范围；
（一）恶性肿瘤
继续进行国家已签订的食道、胃、肝、鼻咽、肺癌国家攻关项目的合同课题。
新开课题：宫颈、乳腺、大肠癌和白血病的病因学、癌变机理、早期诊断、阻断途径与方法的探讨，治疗的有效方法、手段和综合方案的研究。（全国范围招标）
（二）心、脑、肺血管疾病
继续进行国家已签订的心瓣膜研制、心脏病流行病学调查等合同课题。
新开课题：对高血压、脑卒中、冠心病、动脉硬化和肺动脉高压症的流行病学研究，干予试验、一级预防、早期诊断与治疗方法研究。冠心病与糖尿病的关系、主要合并症及实验动物模型研究。（全国范围招标）
（三）病毒性肝炎
继续进行国家已签订的乙肝血清疫苗、基因工程疫苗的研制、临床与机理研究，实验动物模型及综合性防治措施研究等的合同课题。
新开课题：非甲非乙型肝炎病毒分离和Ｏ——抗原的研究；肝炎的病原学、免疫学、血清学等方面的检测试剂的研制；甲肝减毒疫苗小试研制。（全国范围招标）
（四）大骨节病、克山病
大骨节病病因学研究，结合现场对早期诊断方法、亚硒酸钠和其它有效防治方法和实验动物模型建立等实验研究。
克山病，结合现场科学综合考察，寻找防止心肌坏死发生、改善心肌功能、控制心律不齐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方法。（区域范围内招标）
（五）血吸虫病
江洲湖滩和大山区开展消灭易感地带钉螺的对策研究，寻找低毒杀螺剂及血吸虫感染方法和综合措施的研究。（区域范围内招标）
（六）流行性出血热
在完成病毒分离的基础上，进行多种疫苗的研制及基础研究。（全国范围招标）
（七）急性腹泻病（包括副霍乱，成人和小儿腹泻）
流行规律和生物性状的研究，监测方法和有效菌苗的研究。（全国范围招标）
（八）疟疾
生物灭蚊的研究，寻找毒性小的根治药物，恶性疟抗氯喹株的治疗，疟疾疫苗研制。（区域范围内招标）
（九）环境卫生、工业卫生、职业病和食品、营养卫生
环境卫生：研究重金属毒物和多环芳烃类毒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工业卫生：寻找快速、简便、准确率高的测尘方法及测定器，研究出防尘降尘方法，微波卫生防护标准。
职业病：继续进行国家已签订的合同课题。
食品卫生：食品添加剂、洗涤剂，食品微生物，毒性和中毒的研究。
营养卫生：探讨适合我国营养标准与膳食结构（包括老人、幼儿）与常见病如心血管病、糖尿病、小儿缺铁性贫血等的关系。（全国范围招标）
（十）医学基础理论
继续进行国家已签订的合同课题。
新开课题：遗传疾病基因定位和用于遗传性疾病诊断的技术方法研究；免疫遗传和免疫调节的研究等。（部直属单位范围内招标）
（十一）新技术、新方法、新材料
继续进行国家已签订的细胞融合技术、基因工程、高分子材料、激光、同位素等方面的合同课题。
新开课题：生物技术方面，研究重点疾病的单克隆检测方法；建立一批如单克隆抗体诊断用的酶制剂等新产品；建立和完善淋巴细胞杂交瘤技术。
高分子口腔粘合剂材料研究；医用高分子材料血液相溶性体外评价方法研究。
放射免疫分析技术研究。
激光防护标准研究，激光治疗血栓的研究。（部直属单位范围内招标）
（十二）药理、毒理和临床药理
重大疾病的药物和生物制品方面的研究纳入各类疾病课题范围。继续进行国家已签订的合同课题。
新开课题：重点疾病的药物的药理、毒理和临床药理及其重要技术方法的研究。（部直属单位范围内招标）
（十三）社会医学与医学科研管理
根据改革的精神，运用现代管理科学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流行学、统计学，研究适合医药卫生科研工作规律的管理方法，总结经验，提出具有我国特色的医学卫生发展理论。对全国基本卫生状况人口抽样调查，为卫生部规划和决策提供卫生事业的主要指标体系，评价标准等。

（部直属单位范围内招标）
（十四）计划生育与妇幼卫生
继续进行国家已签订的避孕药、生殖激素放免药盒、宫内节育器、前列腺素等合同课题。
新开课题：研制抗早孕新药、抗生育疫苗，进行出生缺陷监听和遗传优生研究。
对小儿病毒心肌病的研究。降低围产期死亡率的研究。（部直属单位范围内招标）
（十五）中医中药
继续进行国家攻关项目中已签订的中医治疗肿瘤、肝炎和中药等合同课题。
新开课题：中医辨证论治的临床规律和原理研究；针灸、针麻的临床规律、原理和经络、穴位实质的研究。（全国范围招标）

招 标 程 序
1．根据卫生部医药卫生招标项目及范围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部属医学院校和部直属单位按隶属关系申报科研课题。（个人申报不予受理）
2．科研课题的分配比例：基础研究占20—25％，应用研究占60—70％，开发研究占10—15％。
3．招标形式
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课题采用科研资金资助办法（基础研究要填写计划任务书，应用研究签订合同）。
对技术开发和成果推广的课题采用合同办法（包括有偿合同）。
4．申请课题的单位按上述招标形式，分别填写申请标书，经单位学术委员会评议后报给中国医学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业务办公室。为了加强经济管理，增强招标课题的严肃性，经研究，规定申报科研课题收手续费，每个课题收10元。请按规定将款随科研任务书一同送交中国医学科学
院医学情报研究所。
卫生部委托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情报研究所负责标书的初审工作。根据申请标书的情况，各项目负责单位或专题委员会按照卫生部提出的对课题评议要求，组织同行专家评议、审查。包括从课题的科学设计、科技效果、社会经济效益、科研实力和水平，以及必要的条件和经费等方面进
行审议，提出评审意见。
5．课题评议工作采用多种形式，书面请专家或开会进行同行评议。同行专家评议出的课题和每个课题所需经费额，经卫生部批准，将课题与经费下达各部门和承担单位，并办理签定合同手续。
这次招标课题年限为2—4年。

投 标 条 件
1．投标项目应主要针对目前急需研究的预防、临床和基础医学中带有普遍意义的科学问题和防病治病中关键性科技问题。
2．有利于新技术、新方法消化吸收，提高疾病的诊断和防治水平，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开发性研究。
3．结合国际上医学科学发展的趋势，国内有一定工作基础，起点高，赶超国内外先进水平的课题。
4．课题要有明确目的性、先进性、科学性和可行性，在2—4年内能出成果。
5．对中、青年、少数民族科学家思想新颖，确有真才实学者申请的课题予以优先照顾。

中标课题的管理
1．中标课题，按课题不同性质，卫生部（甲方）与承担任务单位（乙方）办理协约手续，双方要信守协约。承担任务单位的直接上级领导部门（丙方）对课题负有保证、监督、协调的责任。
2．中标单位及其领导部门对中标的课题必须在人员、设备、物质及有关条件上给予优先支持，使课题顺利进行。
3．中标单位对中标课题，每年年底将进展和经费使用情况总结报告甲方，如有重要进展、阶段成果、发现新的苗头，随时报告，如对原计划作重要变动或有某些原因影响计划进度时，必须向甲方书面报告，不经甲方同意，不得擅自更动，如私自更改，甲方有权停拨经费或追究责任。


4．甲方对研究成果水平高，任务完成出色，讲究科研道德的科研单位及科研人员优先向有关部门推荐出国进修、考察，技术职称晋升、晋薪等。
附注：
1．招标课题中国家已签订的攻关项目不包括在内。
2．“全国范围招标”只对卫生系统；“区域范围内招标”指：病区及有关研究单位。
3．“部直属单位内招标”指：部直属单位及医学院校。



1985年1月19日



“母法”观念与中国的宪法



[英 文 名] Influence of Idea of Parent Law on China’s Constitutions

[内容摘要] “母法”是理解中国宪法的一个关键性词汇。尽管“母法”观念在早期民主法制建设中曾起到过积极作用，但从整体讲，“母法”观念对我国目前的宪政与法治建设特别是宪法修改，已呈现出消极影响。要消除“母法”观念的消极影响，笔者认为，应确立“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的原则，并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关 键 词] 母法观念 中国宪法 影响

[作者简介] 谢维雁（1968-），男，重庆市忠县人，法学硕士，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律系教师。

[通讯地址] 山东省威海市文化西路180号， 邮政编码：264209

[联系电话] 0631-5688633（宅）13869083003

[电子信箱] xwyan3721@sina.com xwyan3721@hotmail.com



一、“母法”：通向中国宪法幽境的秘密通道


卡尔·贝克尔在研究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时说：必定有一条通向天上宝座的秘密通道，有一条秘密的小道是所有的Philosophes（哲学家们）都知道的，有一扇门是对我们关闭的，但是当他们一连加以几下事先默契的轻敲，它就会向他们开放的。他把人们频繁使用的一些关键性词汇当作通向知识的秘密通道的那扇小后门。在13世纪是“上帝”、罪恶、神恩、得救、天国，在18世纪是自然、自然律、最初因、理性、情操、人道、完美性，在19世纪则是物质、事实、实际、演化、进步。 卡尔·贝克尔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认识和理解历史的有效方法：找到这些关键性词汇，我们就能走进那些特定的时代。这种方法是针对历史的，特别是可以被称作“时代”的那些长时段的历史。但是，如果我们把时下的宪法并不真正看成是某种纯粹意志的产物，而是看作是历史的产物且必然带有时代印迹的话；那么，卡尔·贝克尔的方法对理解我国的宪法就会同样有效。

宪法问题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也是有线索可寻的。在不同的时期，人们使用不同的词汇，表达着各自的愿望与要求。只要我们认真分辨，也一定可以从这些词汇中找到某些类似卡尔·贝克尔所说的关键性词汇。它频繁地出现在人们关于宪法、宪政问题的各种争论、解说及日常话语之中。虽然人们对这些词汇的理解可能存在着差异，但在某一特定时期，这些词汇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们对宪法、宪政的共同理解，传达着人们某些相同的观念。因此，这些词汇也就成为我们理解那些特定时代的“秘密通道”。清朝末年，自维新派率先提出一系列立宪主张以来，清廷又是派大臣出国进行宪政考察，又是宣布仿行宪政，国内外近80个立宪团体纷纷提出各种立宪主张，朝野一片“立宪”之声。此时，“立宪”便是那一时期的关键性词汇。因此，要了解清末时期人们的宪法观念，认识那场所谓的立宪运动，只需理解他们各自使用的“立宪”一词的含义即可。到20世纪30-40年代民国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对宪法、宪政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颁布了一部又一部的宪法文件，对宪法、宪政的研究也达到了顶峰，通向这一时期宪法的“秘密通道”就变成了“宪政”一词。只要把握住当时社会各个阶层、不同的政治集团所谈论的“宪政”一词的含义，我们就理解了那个时代。在1949年以后，“立宪”、“宪政”两个词汇都悄然退场。随着1954年宪法的制定，“母法”和“根本法”逐渐成为了在我国传播最广、影响最大、几乎可以与宪法相替代的两个术语。因此，“母法”、“根本法”又构成了理解现时代宪法的关键性词汇。

斯大林曾强调，“宪法是根本法，而且仅仅是根本法。” 这对我国宪法产生了很大影响：宪法从此失去了保障其规范性的一种最有效的法律技术手段，即违宪审查制度或宪法诉讼机制。 因此，“根本法”一词在我国主要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被强调，它仅仅意味着一项政治原则。宪法的“根本性仅在于宪法规范政治的基本结构和公共权力的运行原则”。 “根本法”的术语对宪法本身及其实践并没有产生实际的作用，或者说，对这一术语的强调并没有使宪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根本法”。在一些学者那里，“根本法”似乎也只是在“母法”的意义上即作为立法依据或授权规范的意义上被强调。如果说“根本法”仅是在形式上得到强调，并没有使宪法成为本来意义上的“根本法”；那么，我们对“母法”的强调则对我们的宪法及实践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母法”一词在我国具有较强的法律意味，它主要在作为立法依据或授权规范的意义上被强调。数十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对“母法”术语的固定理解，这种理解已然构成了我国特有的宪法观念，而且，“母法”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的宪法观。因此，“母法”一词正是那条通向中国当下宪法幽境的“秘密通道”。

将宪法喻为“母法”、普通法律称作“子法”，从而将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理解为所谓“母子”关系，是国人理解宪法与普通法律关系的一种基本模式，至今十分流行。许崇德先生认为：“由于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原则，所以其他一般法律的制定都要以宪法为立法基础。”因此，“宪法是母法，一般法律是子法。” 有学者类比生物学意义上的母子关系对宪法与一般法律的关系进行了拓展，提出宪法与一般法律的关系不仅体现出“繁殖功能”，而且还表现出“监护功能”，希望从中挖掘出建立违宪审查或司法审查制度的正当性来。 也有学者将“母法”视作我国法学界长期以来表述宪法最高法地位的两个概念装置之一。 还有学者甚至以“母法”来定义宪法：“宪法即母法”。 这是我国学界关于宪法与一般法律关系的几种典型描述。

如果说，在终极意义上，宪法是由特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那么，这种物质生活条件一旦确定，则观念就是宪法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在宪法起草过程中，宪法观念就构成了人们关于宪法的模型、职能和类型的看法”。 当然，一部宪法未必仅仅体现某个单一的观念。在宪法制定过程中可能存在多种相互冲突的观念，而宪法则是这些观念在不得不作出让步情况下最终达成的妥协。但这不妨碍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任何一部宪法都是某些特定宪法观念的产物。因此，通过对“母法”观念的剖析揭示其特定的内涵及其对我国宪政实践特别是对制宪与修宪的影响，是理解我国宪法、把握宪政实践的一条捷径。


二、“母法”内涵之厘定


郑贤君博士认为，所谓母与子的关系有两种：一是子因母出；二是母命难违。前者体现为“繁殖功能”，后者表现为“监护功能”。就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而言，“繁殖功能”是指宪法作为普通法律的“立法基础的那种功能”，而“监护功能”是指“宪法既保障着子法又制约着子法的实施”的功能。该学者假设，在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上，如果不把重点置于“繁殖功能”上，而是放在“监护功能”上，则宪法的“母法”称谓依然是有价值的。 此番宏论，是针对林来梵博士关于“母法”概念具有含混性（任何一般法或授权规范都可视为“母法”，“母法”也是一国立法所采用或模仿的他国立法的称谓；因此，“母法”称谓并非为宪法所专享）、我国宪法学者片面强调宪法为一般法律提供立法基础的“繁殖功能” 的评论而言的。如前述，提出“监护功能”概念的目的，是要从中引申出建立违宪审查或司法审查制度的正当性。但这种努力似乎有些徒劳。因为，在事实上，所谓宪法的“监护功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宪法对普通法律的规范与制约，虽然可以从一些学者的个别论述中推演出这一结论，但它却从未真正得到强调，更未在实践中建立起相应的制度装置。可以认为，我国宪法从未被赋予所谓“监护功能”，这一概念的提出，仅仅是个别学者对民法中父母子女关系的一种类比。

上述争论的焦点是：宪法在何种意义上是“母法”？考察“母法”概念的涵义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从学者们的论述看，我国“母法”概念是在以下几种意义上使用：（1）从法律移植中法源的角度讲，是指“一国法规的制定，以外国法律为依据者，称其法源的外国法为母法，而称依此所制定的法律为子法。” （2）从立法依据的角度上讲，它是指“国家制定的条律或命令所依据的法律，称作母法，根据母法所制定的法律、法令等称作子法。”如“所得税法”为母法，所得税法施行细则为子法。 （3）从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讲，宪法为“母法”，依据宪法制定的普通法律为“子法”。 最后一种意义上的“母法”概念即以“母法”专指宪法，在宪法学界几成公论。笔者认为，前两种意义上的“母法”概念，含义较为中肯、公允，更接近我国传统中使用“母法”一词的原初意义。“母法”并非专指宪法，其意义仅指所制定法律的来源或依据。将宪法比作“母法”是这一意义的延伸。

以“母法”指代宪法在我国具体起源于何时，尚无可考。但将宪法视作“母法”的观念在我国却早已有之。梁启超在1900年初发表的《立宪法议》中称：“宪法者何物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者也。” 宪法而“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表达的正是“母法”的观念。“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似可以从中得出宪法制约普通法律的认识。但从梁启超有关论述整体来看，它仍然仅仅是在强调宪法的“依据”作用（而非宪法对普通法律的制约）。梁启超被认为是宪法学在中国的开山鼻祖，中国宪法学的创始人， 从他开始，“母法”观念就成为了我国宪法学传统的组成部分。在民国时期，宪法学盛极一时，而“母法”观念一以贯之。李三无在《宪法问题与中国》（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21号，1922年11月）一文中说，宪法为“一切法律所由生”，“宪法为国家之根本大法，一切法律，俱由此生”。 如阮毅成在《从“法”说到“宪法”》（载《时代公论》第87、89号，1933年11月）一文认为：宪法与他种法律有两种关系，“一是从法的创造到法的实施的关系，二是从抽象规律到具体规律的关系”，“法律对于宪法为实施，宪法对于法律为创造”。他进一步解释说，“宪法内容，大都是概括的，亦即并不限定适用于一个最确定的具体事实，则其效力的实现，必须有待于多种其他法律，对于各个事体，再加以规定。” 屠义方在《宪政与法治》（《新政治月刊》第3卷第3期，1939年）一文中也说：“宪法是国家进行法治的一个根本大法，……一切法律必须根据宪法以制成。” 在上个世纪40年代，已有学者使用“母法”一词并使之与最高法或最高法律效力的概念相联系。如《中华法学杂志》第5卷第1期（1946年）发表吴绂征《论宪法的目的与功用》一文认为，“宪法是一个国家或政治社会的最高法律，这是说在创设法律规范的过程中，宪法是一切法律的母法，其效力优于一般的普通法律。” 从该文的论证逻辑看，“母法”称谓在当时已普遍使用。作者将“母法”视同为“国家或社会的最高法律”，作者强调“在创设法律规范的过程中”，且整篇文章看不到宪法对普通法律的制约与规范的论述，更没有相关制度设计来保障。可见，作者仍然仅仅意在强调“繁殖功能”。在这里，所谓宪法是最高法律或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完全是停留在理论上的，是在母与子伦理“辈份”的意义上给予承认的；而在实际上，并没有建立任何制度予以保障。我国后来的理论和实践大体都是走的这条路子。

在1949年以后，“母法”概念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是“母法”术语逐渐成为宪法的专门称谓，二是出现了将“母法”概念狭义化的倾向。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在宪法中通常都规定了一国的立法原则，使立法机关在日常立法活动时有所遵循；同时又只能规定立法原则，而不能代替普通立法。所以许多宪法学家把宪法称为‘母法’、‘最高法’，把普通法律称为‘子法’。” 在此，我们看到，（1）在宪法学中“母法”被视为宪法的专有称谓。（2）“母法”仅具有作为立法依据或立法基础的意义，完全排除了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及对普通法律的制约的意义。（3）强调“母法”“只能规定立法原则，而不能代替普通立法”。总之，“繁殖功能”在我国1949年以后的宪法学中被片面强调，“母法”并不具有“监护功能”。所谓“母法”的“监护功能”，不过是我们时下的学者根据母子关系比附上去的。由于缺乏制度保障和实践资援——我国一直未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宪法从未获得司法适用，“母法”的所谓“监护功能”在我国宪政实践中根本不存在。到目前为止，“母法”观念仍然只是在“繁殖功能”的意义上不断得到强化，其标准的文字表述是：所有法律都必须依据宪法制定。


三、“母法”观念对中国宪法之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