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福州市殡葬管理办法》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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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十九号）


　　《深圳经济特区电梯、自动扶梯安全管理条例》经深圳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1995年11月3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三日

　　　　　　　　 深圳经济特区电梯、自动扶梯安全管理条例
　　　　　　　　　 （1995年11月3日深圳市第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电梯、自动扶梯的安全管理，保障电梯、自动扶梯使用人、所有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特区内电梯、自动扶梯的安装、大修改造、维修保养、安全检测和使用的安全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电梯是指用电力拖动，具有运送乘客或货物的轿厢，轿厢运行于铅垂方向倾斜不大于十五度角的刚性导轨之间的固定设备。
　　本条例所称自动扶梯是指向上或向下输送人员、并具有循环转动功能的动力驱动设备。


　　第四条　深圳市人民政府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劳动行政部门）对电梯、自动扶梯安全实行监督管理。
　　深圳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建设行政部门）对电梯、自动扶梯的安装施工依法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条　市劳动行政部门依本条例对新安装的电梯、自动扶梯和大修改造后的电梯、自动扶梯以及有安全隐患的电梯、自动扶梯进行强制性安全检测，对电梯、自动扶梯的年检进行抽样检验。
　　市劳动行政部门设立电梯、自动扶梯安全检测机构（以下简称市电梯安全检测机构）承担本条例规定的强制性电梯、自动扶梯安全检测及抽样检验，并对从事电梯、自动扶梯维修保养业务的企业进行安全技术指导和监督。

第二章　安全资格认证





　　第六条　凡从事电梯、自动扶梯维修保养业务的企业，应当向市劳动行政部门申请取得电梯、自动扶梯维修保养安全资格证书（以下简称安全资格证书）。
　　非深圳市注册登记的企业在特区内从事电梯、自动扶梯安装的，应取得市建设行政部门的施工许可，并向市劳动行政部门备案。


　　第七条　凡从事电梯、自动扶梯维修保养业务的企业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注册安全主任；
　　（二）有与其业务量相适应的注册安全检测员；
　　（三）有与其业务量相适应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
　　（四）有与其维修保养的电梯、自动扶梯相关的原理图、接线图、零部件结构图和其他的技术资料；
　　（五）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必要的安全设备。
　　申请从事电梯、自动扶梯维修保养业务的企业应向市劳动行政部门提供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有关证明材料。市劳动行政部门接到申请后，应在三十日内决定是否批准。决定批准的，由市劳动行政部门发给《电梯、自动扶梯维修保养安全资格证》；不予批准的，应自决定之日起七日内书面通知申请的企业。


　　第八条　对电梯、自动扶梯维修保养安全资格实行年审制度。


　　第九条　实行注册安全检测员制度。
　　注册安全检测员是指取得市劳动行政部门电梯、自动扶梯注册安全检测员证书，接受委托从事电梯、自动扶梯安全检测和安全技术监督的专业人员。


　　第十条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可参加市劳动行政部门组织的注册安全检测员资格考试。考试合格的，由市劳动行政部门授予注册安全检测员资格。
　　（一）机电类专业高级工程师、工程师或技师，现从事电梯、自动扶梯技术工作；
　　（二）机电类专业助理工程师，现已从事电梯、自动扶梯技术工作一年以上；
　　（三）机电类专业技术员，现已从事电梯、自动扶梯技术工作三年以上；
　　（四）机电类专业技校毕业，现已从事电梯、自动扶梯技术工作五年以上。


　　第十一条　注册安全检测员资格每两年复审一次。


　　第十二条　注册安全检测员不得以个人名义从事电梯、自动扶梯的安全检测和维修保养业务。
　　每个注册安全检测员每年检测和监督的电梯、自动扶梯总数不得超过一百台。

第三章　安装与验收





　　第十三条　电梯、自动扶梯安装前，业主应当将电梯、自动扶梯的有关资料报送市劳动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电梯、自动扶梯安装企业进入施工现场后，安装企业应依照国家建设行政部门颁布的操作规程在电梯、自动扶梯井道口、厅门口或机房等部位设置安全防护措施。


　　第十五条　电梯、自动扶梯安装完毕后，安装企业应按国家标准对所安装电梯、自动扶梯进行自检。在竣工验收前，施工单位需要使用的，应由安装企业施工负责人签署同意使用的意见。
　　电梯、自动扶梯向业主交付使用前，该电梯、自动扶梯业主应向市劳动行政部门申请验收。市劳动行政部门接到申请后，应当组织对该电梯、自动扶梯进行一次全面检测；检测合格后，颁发《电梯、自动扶梯准用证》。
　　《电梯、自动扶梯准用证》有效期一年。


　　第十六条　电梯、自动扶梯生产厂家及其销售单位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及本条例规定承担维修保养责任。

第四章　维修保养与检测





　　第十七条　电梯、自动扶梯业主应当与具有电梯、自动扶梯维修保养安全资格的企业签订电梯、自动扶梯维修保养和定期检测合同。
　　禁止维修保养企业转包电梯、自动扶梯维修保养和定期检测合同。


　　第十八条　电梯、自动扶梯的大修改造应由取得相应资格的维修保养企业或具有合法资格的电梯、自动扶梯生产厂家承担。电梯、自动扶梯大修改造的图纸，由具有相应专业的工程师进行会审签字并报市劳动行政部门备案。
　　大修改造工程竣工后，业主应当向市劳动行政部门申请安全检测；检测合格的，由市劳动行政部门换发《电梯、自动扶梯准用证》。


　　第十九条　电梯、自动扶梯及其安全设施在间隔不超过半个月的时间内，维修保养企业应进行一次清洁、润滑、调整和检查。


　　第二十条　维修保养企业应对其维修保养的电梯、自动扶梯每年进行一次检测。年度检测由维修保养企业的注册安全检测员实施并签署检测报告。


　　第二十一条　电梯、自动扶梯维修保养企业出具的电梯、自动扶梯年度检测报告副本应当送交市劳动行政部门备案。
　　市劳动行政部门应根据备案的年度检测报告对该企业维修保养的电梯、自动扶梯进行抽样检验。被抽样检验的电梯、自动扶梯全部合格的，由市劳动行政部门换发《电梯、自动扶梯准用证》。


　　第二十二条　抽样检验发现有不合格的，由市劳动行政部门责令该企业重新检测。重新检测完成后，由市劳动行政部门按规定重新进行抽样检验；仍有不合格的，由市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整改或吊销该维修保养企业的安全资格证书。


　　第二十三条　每台电梯每隔五年业主必须进行一次负荷校调试验，对自动扶梯每隔三年必须进行一次负荷校调试验。负荷校调试验由注册安全检测员实施并签署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副本应送市劳动行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　对有安全隐患的电梯、自动扶梯，市劳动行政部门认为有必要进行安全检测的，由市电梯安全检测机构进行安全检测。


　　第二十五条　市电梯安全检测机构在检测中发现有技术故障妨碍电梯和自动扶梯安全运行的，有权封闭该电梯或自动扶梯，并向业主和负责维修保养的企业发出排除故障通知书，业主和负责维修保养的企业应当按通知要求排除故障。


　　第二十六条　凡依本条例由市电梯安全检测机构承担的强制性安全检测，由该机构对检测结论承担技术责任。

第五章　使用管理





　　第二十七条　电梯、自动扶梯在使用过程中，其业主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确定电梯、自动扶梯的合理开放时间；
　　（二）根据电梯使用说明配备电梯司机；
　　（三）设置专门的管理人员负责电梯、自动扶梯的日常监督管理，建立电梯、自动扶梯运行档案，记录电梯运行情况和维修保养企业的工作内容；
　　（四）在能够接收警报信号的位置设立电梯管理人员的岗位；
　　（五）将《电梯、自动扶梯准用证》张贴在电梯、自动扶梯的显著位置；
　　（六）制定紧急救援方案及操作程序，并由专业人员实施；
　　（七）发生事故时，应积极组织抢救，同时向有关部门及维修保养企业报告；
　　（八）在电梯、自动扶梯出入口明显位置张贴有关安全警示标志、安全管理人员姓名、维修保养企业名称以及应急、投诉电话号码；
　　（九）加强对电梯、自动扶梯消防、卫生的管理；
　　（十）为高层楼宇的客用电梯、自动扶梯配备备用电源。


　　第二十八条　电梯、自动扶梯在使用过程中，维修保养企业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由维修保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以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身份，对本企业的安全生产负全面领导责任；
　　（二）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安全自检制度，保证其维修保养的电梯、自动扶梯的安全技术性能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三）制定维修保养各环节的安全操作规程，并保证实施；
　　（四）需要业主配合实施某项安全措施时，及时书面通知业主；
　　（五）在维修保养过程中，负责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保证施工的安全；
　　（六）维修保养人员应持国家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
　　（七）接到事故通知后，应于一小时之内赶到现场，在职责范围内采取救援措施。


　　第二十九条　注册安全检测员在电梯、自动扶梯的日常维修保养工作中，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按国家有关电梯、自动扶梯的规范及本条例规定进行检测，签署《检测报告书》，并对检测项目的结论承担技术责任；
　　（二）对所实施年度检测的电梯、自动扶梯承担技术监督责任，指导、监督维修保养人员进行日常维修保养工作；
　　（三）接到对其监督的电梯、自动扶梯的事故报告及安全隐患投诉后，立即赶赴现场处理。


　　第三十条　电梯使用人员应当遵守下列基本规则：
　　（一）遵守电梯、自动扶梯安全使用规则，按安全警示标志操作；
　　（二）七岁以下儿童、精神病患者及其他因病残不能独立使用电梯、自动扶梯的人使用电梯、自动扶梯时，应由有行为能力的人扶助；
　　（三）爱护电梯、自动扶梯设施；
　　（四）不得在电梯、自动扶梯内追逐；
　　（五）未经管理人员许可，不得擅自使用载人电梯运载货物。
　　除随身携带的物品外，禁止使用自动扶梯运载货物。

第六章　事故的报告、调查和处理





　　第三十一条　发生电梯、自动扶梯安全事故的，业主应向市劳动行政部门、维修保养企业报告；发生重大人员伤亡事故的，业主还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在二十四小时内向市公安机关、市检察机关报告。


　　第三十二条　在事故现场处理完毕后，维修保养企业应会同业主对事故电梯、自动扶梯进行及时检查、维修和处理。


　　第三十三条　市劳动行政部门应聘请专业人员对事故性质进行鉴定。事故鉴定人员有权向发生事故的单位和有关人员了解有关情况、索取有关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或者干涉事故调查的正常工作。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电梯、自动扶梯业主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取得《电梯、自动扶梯准用证》或《电梯、自动扶梯准用证》失效而擅自使用电梯、自动扶梯的；
　　（二）未按规定委托具有维修保养资格的企业承担维修保养的；
　　（三）按电梯使用说明应配备专职司机而没有配备的；
　　（四）因管理不当造成电梯、自动扶梯安全保护装置失效的；
　　（五）违反本条例的其它情形。


　　第三十五条　维修保养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安全资格证书：
　　（一）违反本条例规定对电梯、自动扶梯进行大修改造的；
　　（二）未取得安全认证资格或持无效安全资格证书从事电梯、自动扶梯维修保养的；
　　（三）向其他单位或个人出借、转让安全资格证书的；
　　（四）上岗人员无特种作业操作证的；
　　（五）年审不合格，经限期改正，仍未达要求的；
　　（六）违反本条例的其它情形。


　　第三十六条　市电梯安全检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检测过程中因过失给他人造成损失，应按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市电梯安全检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故意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的，由市劳动行政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按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注册安全检测员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由市劳动行政部门取消其注册安全检测员资格并视情节轻重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安全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的，受害人有权要求业主先行承担赔偿责任；市劳动行政部门查清责任后，业主有权向责任人追偿。


　　第三十九条　因事故发生的赔偿，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市劳动行政部门申请调解。当事人一方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的，可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条　电梯使用人员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造成事故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损坏电梯、自动扶梯设施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一条　业主、安装单位、维修保养企业、注册安全检测员、电梯管理人员违反本条例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市劳动行政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受处罚单位或者个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自动人行道的安全管理参照本条例有关自动扶梯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五条　建筑施工升降机、矿山专用提升设备和船用电梯及自动扶梯的安全管理不适用本条例。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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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所有权，没有哪一种不需要考虑社会利益的所有权，这一观念已随着历史的发展被内化为人们心中的道德准则。
　 -----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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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以研究的案件】

刘某某居住的房屋系其父亲早年分配的公有住房，刘某于1990年居住讼争房屋，刘某的女儿一出生就住在此房，一家人持续居住至今，户籍也在此房，本市内没有其他住房，无固定收入，无力购置房产。2012年3月，刘某的继母向法院起诉，要求刘某一家人腾房，刘某不同意，自己认为涉案房屋房改时出资购买，虽然产权登记在刘某继母的名下，但刘某享有法定权利。
　一审法院审理后以“刘某未提交充分证据”为由判决限期腾房，刘某及未成年女儿提出上诉，认为（2012）民初字第10446号民事判决遗漏重要事实、裁判结果违背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二）（三）项规定撤销改判，被上诉人的腾房主张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应予驳回。
　
　李某一家现居住的西城区房屋，原系区政府的直管公房，是拆迁胡同危改后新建的回迁安置房。1997年政府对胡同实施危改拆迁，1997年11月12日，拆迁人与李某的父亲签订《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第二条明确李某系拆迁被安置人之一；第三条2项约定，过渡期限自1997年9月19日到1999年9月19日，过渡期满后安置到小区施工号1号楼2门501。此房建成后李某与李父同时获准入住回迁房，2002年7月16日，李某出资五万多元以李父名义回购了此房。
　2010年1月20日，李某之母去世，李父以继承权纠纷为由将李某诉至法院，法院确认了李某相应的继承份额。
　2012年4月李某的继父起诉李某，要求返还原物，搬出房屋，一审法院判决李某及其未成年女儿于判决生效后四十天内搬出房屋。

【该不该腾房的法理辩析】

　物权法虽然规定了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但并未规定的有权的具体实现方式，也未将共同居住人的居住行为列为对所有权人的侵害情形。在此情况下，很难通过逻辑三段论的推理，直接推断出所有权人有权让同住人腾房。此类案件在法律性质上，应属于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的自由是否不受任何限制的问题，并不是所有权的绝对性问题。
　遇到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的意思自治”与“居住权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需要法官在裁判时通过价值判断予以确定该保护那一方的利益，如果仅从保护物权的绝对性出发，可能课以居住人更大的风险，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反之，如果从保护共居人的角度出发，则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影响所有权人的利益。如何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就要在价值取向上做出取舍，如果要保护某种利益，则可能使另一种利益受到一定的限制，优先保护某种利益，将会使另一利益受到影响和损害，这种取舍就涉及到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问题。
　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物权高于使用权为由，就直接得出腾房的结论，价值判断是司法艺术的体现，司法者适用法律，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机械操作，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性活动。简单地根据产权登记情况确定房产的归属，不必考虑共同人是否有房居住的问题，这种做法看起来于法有据，但结果可能造成对共居人的不公，之所以会出现对共居人的不公问题，就是因为法官简单地根据登记来确权，并没有考虑对共居人利益的保护。
　一件争议进入诉讼，审判者首先要确定的是争议案件究竟涉及哪些利益？针对这些实际发生的利益冲突，确定不同的利益衡量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对各方当事人利益的兼顾，对一方当事人利益或公共利益的优先保护，对各方利益的平衡，对违法一方利益的剥夺。在利益衡量中，法官常常要考虑相对的是何种利益？何种利益应当受到保护？何种利益应当受到损失？哪些利益应当得到兼顾？应该优先保护哪种利益？将哪种利益放在后面考虑？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实际上都是通过利益衡量方法实现公正的裁判结果。
　法律有必要在特殊情况下对自由作出限制，以实现公平、财产安全和人生安全的保护。在许多情况下，人生安全的保护被置于最高位阶，为了对其保护可以牺牲其他利益，对财产的保护很多情况下要屈从于对人身安全利益的保护，强调立法中应当协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人身利益优先保护，是因为人身利益是基本人权，人获得财产是为了实现人身价值，人身利益应当优先于财产利益得到保护，否则对财产利益的保护就失去了意义，财产是手段，而人身是目的，是根本，“以人为本”就是要将个人的福祉和尊严作为国家和社会的终极目标，而非作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以人为本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体现在民法上，就是要充分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法治社会应当始终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
　
【基于房改房政策确定同住人权益】

　　　公有住房对象源于国务院关于房改政策，根据国务院关于城市房改政策，公有住房的出售对象主要是租赁公有住房的家庭，带有很强的政策倾向，这是由公有住房特有的福利性决定的，居住公房的所有家庭成员均直接享有承租权及回购权，房屋作为家庭的一项重大财产，是维持家人共同生活的必然需要。《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第18条规定，职工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的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北京市职工购买公有住宅楼房管理办法》第3条、第4条规定，承租户购买公有住宅楼房实行限量，购房人购买承租公房按家庭人口计算。国务院及北京市政府规定，公有住房的销售对象是承租公房的整个家庭，一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不是承租方个人。公有住房的出售对象具有特定性，明显区别于一般商品房。一审法院依照产权所有人的意愿裁判已购公有住房腾房，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如果认为以谁的名义登记，产权就属于谁独有，出现登记人擅自出售或拒绝同住人居住，造成其他共同居住人居住困难的境况，这是违背基本人权原则的，极易引起社会不稳定。
　　　上述案件一审裁判展示的司法价值理念根本错误，住房制度改革政策解决的是城市低收入民众的居住困难，妥善处理房改房纠纷问题，应当结合国家政策，依据《民法通则》第72条、第78条、《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88条；《物权法》第93条、第95条、第103条、第104条规定；正确认识和理解法律精神，已购公有住房的产权人负有接受共居人无差别地居住的义务，法律应尽力保护，不得因家庭关系及房屋权属的变化而变化，导致家庭成员居无定所。同住人虽未被登记为房屋共有权人，但此房实际上已经成为其家人的保障性住房，参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1条规定，共同居住人的相关权益应当得到法律保护，本案主要考查产权人是否有权随意责令同住人腾房的问题，并非不加区分地以具备搬迁条件就必须搬离。同住人对涉案房屋有权占有，并未构成对产权人权属的妨害，根据1991年版拆迁条例第30条，《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27条1款、第28条规定，拆除公有住宅房屋，对房屋的居住使用人予以安置，可以按照被拆除房屋使用人家庭人口状况增加安置面积予以照顾，当时的法规规定了房屋使用人不仅是被拆迁人，从当年拆迁安置面积增加充分说明房屋的安置与房屋使用人具有密切联系。
　　　因为家庭成员的变化或其他原因发生纠纷，搬离房屋或在北京让他们另行解决居住问题，已经不是同住人的收入所能达到的，也不是国家有关拆迁安置法律法规的本意，不符合情理。

【法律是“善”和“平衡”的艺术】
　
　上述两个判决主要从《物权法》角度考虑，保护了所有人行使产权的自由。依物权法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物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能，物权是绝对权、对世权，应当受到法律的强制保护，这样的法理规定本身没有错误。但现在的问题是，当物权利益与其他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必须通过“价值选择”和“利益平衡”原则进行裁判，而不是机械僵化地适用法律。
　长期以来，法律虚无主义盛行，没有受到概念法学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影响裁判行为，有些裁判者常常有着摆脱法律的冲动，不想受法律的约束，任意违背法律条文和精神进行法律适用。当下，要保证严格执法实现公平正义，法官不能随意超越法律，应当尽可能发现立法者作出的利益衡量。
　类似上述案件的情况，主要涉及到民法规范的适用，我们说，了解民法，不仅要了解民法规范，还要了解规范背后的价值体系；适用法律不仅适用法律条文，还要适用法律背后的价值标准；认识民法体系，不仅应当认识民法的外在体系，即规范体系本身，还应当深透了解民法的内在体系，它是支配整个民法的基本价值以及这些价值之间的实质联系。
　“意思自治”是民法的基本价值，主要体现为合同自由、营业自由、所有权行使自由等。传统民法中大有“重财轻人”的倾向，但是，现代民法中“意思自治”越来越受到限制，尤其是在“物权行使自由”与“生命健康权、居住生存权”发生冲突时，常常表现出优先保护生命健康权及居住生存权的趋势。
　世界许多国家法律都禁止处分生命健康权，禁止从事有损于人格尊严的处分行为，以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为主。《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其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及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获得适当住房权的第四号一般性意见》第一条规定：“适足的住房之人权由来于相当的生活水准之权利，对享有所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至关重要的。”居住的权利是指为生存而必须提供的住房方面的保障。私法领域内，在物权法上居住权有其特定含义，指非所有人因居住而使用他人住房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是他物权中的用益物权之一种。宪法明确规定了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涉案房屋为拆迁安置房，所有权人可以享受所有权，但其行使权能的自由受到限制，不应剥夺同住人在此居住的权利，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
　
　
【立法者确立的价值判断标准】

　价值判断就是以某一选定标准衡量人、事件和状态等，价值判断是在司法裁判活动中根据一定的价值取向判断争议所涉及的法律利益，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
　法的价值就是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法律所体现的、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功能和属性，通常指某一特定客体对特定主体有无价值、有什么价值、有多大价值的判断，法律规范中充满了价值判断，任何完整的法律规范都以实现特定的价值为目的，并对特定的法益和行为方式作出评价。在规范的事实构成与法律效果的联系中，总是存在着立法者诸如正义、自由、平等、效率、安全等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在司法过程中的应用，是以特定价值作为标准去裁判争议个案，运用特定的价值观念认定事实、选择与解释法律，并最终作出裁判过程。价值判断大多属于应然判断，强调法律规范应追求怎样的目标，要求判断者秉持妥当的价值立场去解决诉争利益。
　正确的价值判断会使裁判活动导向正确的方向，而错误的价值判断就可能使裁判结果偏离公正的方向，出现所谓的形式合法、实质不公的局面，不少判决从表面上看，对事实的认定是清晰的，裁判依据也是充分的，但其结论却明显有悖于人们的一般公平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价值判断错误造成的。在实践中往往面临着法律规范的缺失，或者面临多种可适用法律规范可供选择，此时，法官应当发挥价值判断能力，寻找适用案件的裁判规则，正确的价值取向往往是保证裁判结论公正的重要因素，价值取向不同，法官面对同样的案件，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如在离婚案件中，如果秉持优先保护婚姻家庭关系的价值取向，则可能要优先考虑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即使房产登记在男方的名下，如果女方在离婚后无房可住，那么法官也要考虑保护女方的居住权。在很多情况下，案件的事实本身是很清晰的，而法律确立的规则也是非常清晰的，甚至没有给裁判者留下过大的解释空间，裁判者进行价值判断，不应当以直觉或简单的经验为基础，应当以法律理由为基础，这是法治作为理由之治的要求。许多裁判者在判决中往往运用正义、公平、平等原则直接得出裁判结论，毫无疑问，这些价值都应当是裁判者追求的，但是，正义的价值究竟是如何体现的，在个案中裁判结论的得出与正义价值的关系如何，这些都需要裁判者说理论证，即便有个别法官不赞成立法者在该条所持的价值判断，也不能直接运用自己的价值立场对案件争议予以裁判。
　严格的说，在民法上价值冲突是不存在的，因为立法者对于价值冲突已经做了选择，所以不需要司法者再次对法律条文背后的价值冲突进行选择。在产权人要求同住人腾房的案件中，就涉及到价值选择问题，一方面是个人行使所有权自由意志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居住权的保障，就财产利益而言，面临如何确定和选择的问题。
　价值判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每一种价值背后都隐藏着利益，而利益的冲突直接表现为价值冲突，立法者对利益纷争的态度，蕴含着立法者所秉持的价值追求，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需要进行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比较抽象，通过价值判断，用外化的利益衡量就会更为具体，在价值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裁判者应当发现价值背后隐藏的利益，从而尽可能地寻找应当优先保护的利益。
　“买卖不破租赁”的法律规定，就是在所有权与居住权发生冲突时的选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8条规定：“出租人出卖房屋，应提前3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合同法》第229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第230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间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租赁期限内，房屋出租人转让房屋所有权的，房屋受让人应当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9条第二款规定：“私有房屋在租赁期内，因买卖、赠与或者继承发生房屋产权转移的，原租赁合同对承租人和新房主继续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租赁房屋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承租人请求房屋受让人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不能剥夺承租人为其亲友提供住宿的权利，有关合同必须尊重承租人的家庭生活权利，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同居者的生存利益，合同法第234条规定的保护对象更宽泛，不限于配偶或者同居者，而且包括与承租人生前共同居住的人。现代社会利益多元化，利益冲突加剧，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经济生活发展迅速，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在发生各种急剧变化，尤其是正处在转型期阶段，要求司法者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面对各利复杂案件，应当努力通过价值判断来回应社会需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价值判断产生于利益冲突，法官所做的就是对冲突利益背后的价值取向作出选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利益需求，并因此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立法者和法律适用者所要从事的就是在冲突的价值中作出妥当选择，例如《物权法》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就反映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法律为了保护交易安全，确认了交易人的利益而牺牲了原财产权人的利益，再如《物权法》中相邻关系制度也是协调邻里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价值判断的规则，不动产一方应当顾及另一方的利益，不能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漠视他人的利益，这也体现了法律在不动产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中作出了选择。
　公平正义是法律上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一切法律追求的价值，是法律的精髓和灵魂，我国实现公平正义不仅是所有法律的立法指导思想，而且是法律最重要的价值。正义体现了某种秩序的内在要求，是构建普适性秩序的需要，法律作为行为规范以调整社会关系为目的，必然以正义作为其基本价值。任何具体的法律秩序都是立法者肯定的通过规范落实和巩固的价值秩序为基础，裁判者不能依自己的价值判断代替立法者的价值判断，立法者通常在立法时都要作价值判断，协调利益冲突。法官在做出价值判断时，应当充分考虑价值位阶规则，在具体个案中，不能从这些规则出发机械地运用，要结合个案的具体场景来确定，就个案来说，其涉及的价值冲突可能并非仅仅是单纯的两种价值的冲突，可能是数个价值之间复杂的冲突，价值判断的核心是对冲突利益关系的协调，利益衡量的过程就是一个作出价值判断的过程，在利益衡量中对各种具体类型的利益轻重比例权衡，依照特定价值取向作出，在具体的个案中，有时无法确定冲突价值之间的优先顺序，或者按照通常理解的优先顺位处理案件不合理，这种情况下就不宜采取价值位阶的方式来解决个案，应将价值还原为利益，通过具体的利益衡量来决定如何进行裁判。价值判断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因每一个裁判者的经验、判断方式、方法等因素不完全相同，将滋长产权人无条件赶撵共同人等不良风气。
　本案还涉及到未成年人利益优先的问题，许多国家的民法都确认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规则，即便是为了保护物权，也不能牺牲未成年人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成年人的利益位阶甚至可以高于物权或交易安全。价值判断就是要依照特定的价值取向，对冲突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确定应当受到保护或应当优先保护的利益，价值判断旨在为利益冲突的解决提供妥当的判断依据。
　简单的司法三段论难以实现裁判的公平正义，司法裁判是一个说理的过程，更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如果仅仅只是按照形式逻辑进行法律适用，而不进行价值判断，则必然导致机械司法，难以真正实现法律的体现的公平正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