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四方坨子人民检察院人事任免问题的决定

上一篇: 上海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办法
下一篇: 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公安部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安部关于加强烟花爆竹（礼花弹）流向信息化监管工作的通知

安监总管三〔2010〕12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安厅（局）：

烟花爆竹属于易燃易爆的危险物品，做好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随着烟花爆竹市场需求量日益增加，受经济利益驱动，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燃放烟花爆竹的现象明显增多，特别是礼花弹等A级产品，通过非法渠道流入消费者手中，对社会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由此引起的事故时有发生。中央领导同志对此高度重视并多次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加强相关安全管理措施。为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精神，切实加强对烟花爆竹（礼花弹）的安全监管，经研究，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公安部决定采用信息化手段，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礼花弹）流向信息监管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烟花爆竹（礼花弹）流向信息化监管工作。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要以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态度，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切实加强对烟花爆竹（礼花弹）流向信息化监管工作的组织领导，根据本通知精神认真制定加强烟花爆竹（礼花弹）流向信息化监管的工作方案、计划。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烟花爆竹（礼花弹）流向监管信息系统，强化对礼花弹生产、销售、运输、出口、燃放及销毁等各环节的安全监管，实现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工作紧密衔接，有效预防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二、积极建设并使用烟花爆竹（礼花弹）流向监管信息系统。经研究论证，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会同公安部委托北京创新京安丹灵科技股份公司，根据《烟花爆竹流向登记通用规范》（AQ4102-2008）的要求，研发全国统一的烟花爆竹（礼花弹）流向监管信息系统（以下简称系统）。该系统的礼花弹安全监管功能将于2010年10月在“金安”和“金盾”工程上运行使用。今后，该系统应用还将逐步扩大到对各类烟花爆竹产品和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以及重点原材料的流向监管。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要积极配合受委托单位开展系统研发中的调研、试用等工作，并根据系统开发的进度适时组织开展系统安装、调试及使用业务培训等工作。同时，要及早做好系统应用所需经费的预算、申请以及相关软、硬件设备的配备等前期准备工作，督促相关烟花爆竹（礼花弹）生产、经营企业和燃放作业单位配备必要的器材、设备和操作人员，确保系统按时投入使用。

三、通过相关行政许可实现礼花弹各环节信息化安全监管。自2010年10月1日起，相关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一律将涉及礼花弹的安全生产、经营（出口）、道路运输、燃放等相关许可工作信息纳入系统进行管理。各省级安全监管局要将本地区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开展礼花弹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0〕99号）要求通过审查并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统一编号的礼花弹生产企业，以及礼花弹进出口企业的相关基本信息录入系统备案。公安机关审批《焰火燃放许可证》以及开具礼花弹的《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时，要通过系统查询审核该批次礼花弹生产企业和出口该批次产品企业的相关信息，并将相关燃放和运输许可情况、承运单位和燃放或出口企业情况以及所许可燃放、运输的批次产品来源信息录入系统备案；对产品来源或去向渠道不明的，不得批准相关燃放或运输许可证；核销涉及礼花弹的《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时，要通过系统核查该批次产品运达情况。

四、以系统管理和规范相关企业的礼花弹生产、运输、燃放、出口行为及废弃礼花弹销毁工作。自2010年10月1日起，礼花弹生产企业生产礼花弹时，要按照系统技术要求在单个礼花弹上张贴图形标签，在礼花弹包装箱上分别张贴图形标签和电子标签，并将相关产品信息写入电子标签并录入系统；销售礼花弹产品时，要将购买该批次产品的企业及其获得相关燃放和运输许可的信息录入系统和电子标签。燃放、出口礼花弹的企业在每批次礼花弹产品运达后，应将该批次产品运达信息录入系统和电子标签，作为到公安机关核销运输许可证的依据；将每批次产品燃放或出口信息逐一录入系统，作为核查礼花弹产品合法去向的依据。对过期礼花弹产品进行销毁时，由负责组织销毁的公安机关将该产品销毁信息录入系统备案。

五、通过信息化技术手段强化相关环节的监督执法。各级安全监管、公安部门要配备必要的系统终端和电子标签读写设备，用于对礼花弹生产、销售、运输、出口、燃放及销毁等各环节的日常安全检查；必要时，通过系统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线索进行核实、追查。对各环节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未按本通知要求将礼花弹生产、运输、燃放、出口行为纳入系统进行管理的，根据各自的职责依法进行查处，并通过信息管理系统通报相关地区、相关部门。

六、做好烟花爆竹（礼花弹）流向信息化监管过渡阶段礼花弹各环节的安全监管工作。2010年10月1日后生产的礼花弹，必须按照规定张贴标签。2010年10月1日前生产的礼花弹，在生产企业尚未销售的须补贴标签登记；在经营（出口）企业的未销售（出境）的礼花弹，在2011年6月30日前销售（出境）的可免于补贴标签；不再从事礼花弹生产、经营企业的剩余礼花弹产品，允许在2011年6月30日前销售给燃放单位或出口，逾期仍未妥善处理的，由企业所在地公安机关统一集中组织销毁。

待系统建成后，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会同公安部将对系统技术要求另行布置。

请将本通知精神传达至县级安全监管部门、公安机关及各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出口）、燃放企业。烟花爆竹（礼花弹）流向信息化监管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和公安部。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公安部

二○一○年八月三日


本案80000元是借款还是投资款 ？

作者：江西省吉水县法院 曾建莉


[案情]:2000年5月12日，张某与人合伙开办了一公司，因公司缺资金周转，张某便找到其亲戚张某，要求张某借80000元钱给自己，周某见张的公司年年赢利，便提出这80000元作入股资金，双方约定：不管张某公司是否亏损，周某每年可分得红利3000元。2001--2002年，张某按照双方约定每年分给周某红利3000元。2003年，因张某的公司亏损，张某未支付周某红利。2004年6月，周某找到张某要求其偿还入股资金80000元及拖欠的红利4500元，张某则以公司亏损为由要求周某共同承担亏损。为此，周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张某偿还投资款80000元及应得红利4500元。法院审理中查明，被告张某公司系一家由自然人出资成立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00元，营业期限自2000年4月26日至2003年12月5日。从2000年3月被告公司提交的工商年检报告看，该公司成立以来，既无股东变更登记又无资本金变更登记，在公司章程“股东名称和姓名”条款中也无原告周某姓名。

[分歧]：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张某这80000元到底属股东出资，还是借款的问题上，合议庭存在以下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此款应认定为借款。有限公司经营过程中吸收新的股东，增加注册资本金，法律是允许的，但必须依法操作，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如双方需有真实意思表示，公司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公司章程的修改，法定期限内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等。本案原告向被告交付80000元人民币属实，该款项虽然名为“投资款”，但究其性质，由于被告既未向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也未修改公司章程，更无工商部门变更登记，故此款应认定为借款。


第二种意见认为：此款应认定为投资款。因为张某与周某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明确约定：这80000元属于投资款，且在2001年和2002年张某给付了周某投资款的红利，双方都承认了这笔钱属于投资款。故此80000元应认定为投资款。

[评析]：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正确。理由如下： 当投资关系发生纠纷并诉诸法院时，当事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经常会故意混淆“投资”的性质：当公司赢利时，投资者希望将“投资”理解成股东出资，以便多获利；而当公司经营状况不佳或亏损时，投资者当然希望给公司提供的是借款，从而避免股东应承受的风险。笔者认为，在类似投资纠纷案件的审理中，某一主体对某公司的“投资”属于股东出资，还是借款性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一）是否履行法定登记程序。投资者对公司出资，直接引起该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按照相关公司法律规定，增加注册资本是公司的大事，应当履行较为严格的表决程序及登记程序。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增资应由董事会制定增加注册资本的方案，然后提交股东会决议，并须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应当自增资款缴足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同时提交具有法定资格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如果被投资公司履行了上述法定程序，“投资”的性质当然就一目了然了。但在现实生活中，投资行为并不都操作规范，常常是口头协商的多，签署文件的少；事实行为的多，履行登记程序的少。因此，从尊重事实及公平的原则出发，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其他方面。（二）投资者与被投资公司的意思表示。 笔者认为，判定“投资”是何性质，双方的意思表示最为关键。因为从根源上讲，“投资”行为本身就是基于双方的自由意愿而形成的，一般在“投资”行为开始前，双方就会明确“投资”的形式。双方意思表示的方式很多，口头的商定虽然最直接，亦被广泛应用，但在诉讼过程中，口头意思表示由于无法固定，往往不能成其为证据，故主要核实的应为以下几个方面：（1）书面合同或协议。合同或协议是“投资”性质最直观的记录，因此也是最重要的证据。通过审查合同中“投资”双方权利、义务的规定，包括投资的形式、投资人的回报、投资人是否参与公司经营、投资款是否可收回等内容，我们可以探知“投资”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而形成对“投资”性质的综合判断。（2）公司内部资料。如果当事人关于“投资”事项未签订书面合同，或合同内容及其简单不足以反映“投资”性质的，应当考察被投资公司的内部文件资料，包括股东会决议、股东会议纪要、董事会决议、董事会会议纪要、出资证明书等。这些文件是判定“投资”是否为股东出资的参考依据，因为当公司接受新股东出资时，内部领导层往往会首先形成意见，并以会议记录形式记载下来。（三）投资人是否行使股东权利。如果上述书面证据或不存在，或不足以证明“投资”的性质，不妨进一步考察投资人向公司交付资金后，与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投资人对公司行使股东的权利，如收取过红利，实际参与过公司的经营决策，则可认定为股东出资。综上，笔者认为，双方之间没有签订投资合同或其他合意性文件，根据笔者上述评析，“投资款”的称谓并不能判定“投资”是股东出资还是借款性质，公司亦未在接受投资之日起30日内到有关机关办理登记手续，故在没有其他证据可以印证的情况下，认定原告向被告提供的“投资”系出资入股，证据不足。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将本案中原告提供的“投资”按借款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