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关于财产刑罚使用问题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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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关于财产刑罚使用问题的指示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关于财产刑罚使用问题的指示
1950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
上海市人民法院：
本院从受理原由你院作一审审判的刑事上诉案件，以及依照监督司法程序办理的刑事案件中了解，你院最近期间对财产刑罚的使用，是存有偏差的。具体情况是：专科罚金的有何智仁业务过失致人于死一案，陆伯诚等贩卖毒品一案，彭三保吸食毒品一案，朱阿龙吸食鸦片一案，崔赵氏等遗弃婴儿致死一案，郑志清、张元晋伤害二案。科处徒刑宣告缓刑并科罚金的，有许志才诱奸遗弃一案，徐懋芬、顾宝山有配偶与人通奸一案，刘守瑜奸淫受其监督的女学生一案，何绍爱等伤害学徒一案。准以徒刑易科罚金的，有黄芝宇等侵占人民财物一案。而所以要如此判决之理由，在何智仁案是“被告在解放后，尚无严重劣迹（？）酌从轻处”。徐懋芬案是：“追求其犯罪物质基础，全由丰衣足食，个人经济情况过分优裕有以促成，所以并科罚金”。顾宝山案是：“顾宝山系一工人，没有阶级觉悟，不思致力生产，而甘于腐化堕落”。许志才案是：“为了确保女性的平等权利，以及下一代儿童的保护”。其余专科并科罚金各案的理由何在？判决书中都无交代。至于黄芝宇为什么要准以徒刑易科罚金，据说是：“被告于解放以后，已经觉悟，深知过去的错误，并已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改造自己，故予从轻处罚，所判徒刑，并准易科罚金”。据此诸种情况，本院认为你院对财产刑罚的认识，与其掌握运用上，还都是有偏差的，除已就各该案件分别改判或发回重审外，特再提出以下各项原则意见，籍资研究改进。
一、共同纲领第十七条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政务院11月3日“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指示我们：“正确的从事人民司法工作的建设，首先必须划清新旧法律的原则界限”。“一切政府工作人员在新旧法律界限上保存着任何模糊的观点，都是不应该的”。二、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法律，虽然也有财产刑罚的规定，但它与反动派的罚金办法，本质上并无丝毫相同之处，两者之间是有原则区别的。我们依据“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的原则，对反革命的犯罪分子除严刑镇压外并得处以没收全部或一部财产的惩罚，将其掠自中国人民的财富，还给中国人民。但对犯罪的人民，则除应本诸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按其情节轻重，危害大小，依照人民法律处以应得之罪外，对财产刑，就必须是依据犯罪性质，实事求是，严肃而审慎的使用，而决不允许我们以感想代替政策法令，无根据地滥行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指示我们：“对烟毒犯应依其具体情况，及历史性的根源，分别轻重，处以徒刑或强制劳动，不得适用专科罚金之刑；而于必要时，为了铲除其据以犯罪的资本，得并科罚金。又对于任何犯罪，也应禁止援引伪六法许以罚金易科赎罪。”本院认为这不仅是对于处罚烟毒犯罪的正确指示，我们必须坚决遵守，同时它也给一般刑事案件的科处罚金问题，树立了明确标准。
因为对待一般因袭着旧社会坏思想而发生犯罪行为的刑事罪犯，主要是要在“判明犯罪性质和事实，给以法律上应得的惩罚”之后，通过监狱给以矫正改造。其情节轻微者，不妨施以批评教育，苟非属于财产上的犯罪，或虽系此种犯罪，但仅处自由刑，已可达到惩罚教育的目的者，即无再行使用财产刑之必要。而业务过失致人于死、通奸、伤害、遗弃婴儿致死等犯罪，依照上述政策法令精神根本不能使用罚金处罚。尤其通奸处罚金更是奇怪现象，这样滥用财产刑，则不仅不能达到惩罚改造警戒的刑事政策目的，且最易发生富有资财的坏分子逍遥法外，甚至敢于做出无顾忌地胡作非为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所不容许发生的。本院处理高小文伤害上诉一案，何元馨鸦片上诉一案，都是错误地同意了原审不适当的科处的罚金判决，已按上级指示分别作了检讨。三、在中央对财产刑的使用无新指示前，本院对罚金的科处，提出以下意见：
（一）烟毒案件遵照最高人民法院11月10日指示办理。
（二）业务过失致人于死、伤害、奸淫等犯罪均不得科处罚金。
（三）属于贪图财产上不法利益的犯罪，可酌科罚金。但应依案犯的具体情况及历史性的根源，分别轻重判处徒刑，只有在仅处自由刑尚不足达到惩罚改造目的，而必须针对其贪图财产上不法利益的犯罪动机目的再附加财产刑处罚的情况下，才可并科罚金。
（四）科处罚金时，须足够地注意被告的经济负担能力，与其家庭生活生产情况。
（五）停止使用以罚金抵充徒刑的办法。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从事自营商品贸易和代理商品贸易区分问题的通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从事自营商品贸易和代理商品贸易区分问题的通知
财税外[1986]53号
1986-03-0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最近，一些地区提出，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为其总机构推销商品，如何区分其是自营商品贸易还是代理商品贸易的问题，经研究，解释如下:
一、自营商品贸易，是指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直接将其拥有的商品销售给中国境内的企业，该商品的所有权归属于销售者，商品的销售价格由销售者自行确定，并承担商品滞销造成的资金积压、价格下跌等方面的风险，即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与商品制造厂家属于买卖关系。
二、代理商品贸易，是指卖方将一种商品委托国外商人代销的经营方式。代理商享有专营权利并承担一定数量的承销义务。代理商根据委托人指定或经双方同意的价格及条件代为推销，收取佣金。代理商与委托人之间不是买卖关系。
对一些外国贸易公司事先与中国境内企业签订销售商品合同，然后再与外国制造厂家签订商品购买合同，商品销售价格不由外国贸易公司自行确定，外国贸易公司从中收取佣金和价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该公司驻华代表机构为其从事联络洽谈等业务活动，也应视同代理商品贸易处理。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一九八六年三月一号
“官本位”思想在刑事诉讼中庭审位置设置上的反映
王春峰
中国的封建社会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中国人民推翻封建帝制还不到一百年。封建社会官贵民贱的“官本位”思想在文化和心理上仍然深刻影响着已经建立起人民政权的社会主义中国。许多不平等、背离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制度、现象仍然存在并被民众习以为常。
刑事法律是最直接体现国家本质的法律，它集中反映了统治者对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定位，以及构建社会秩序的意图。刑事诉讼中庭审的位置设置是一个不为公众注意的细节问题，但它反映着人们的民主地位，影响着法律的公正性，表现着统治者的权力观。
我国目前刑事诉讼中庭审的位置设置就是一种典型的“官本位”思想的体现。它的具体设置是：法官居中，前面检察官和律师左右相对而坐，再往前正对着法官并且位置要低一些的是被告席，而且与其他人不同的是被告在庭审中往往也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坐着。这种对被告的歧视性设置被称之为“接受人民的审判”。
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和保证。刑事诉讼事实上是公诉人（检察官）与被告的对抗，而不是检察官与律师的对抗，法官居中起公平裁决的作用，律师只是为被告人提供帮助。这一对被告歧视性的设置不仅使其在与检察官的对抗中处于心理劣势，同时也对法官和旁听者造成一种心理诱导，使人先入为主地认为被告是有罪的。这种设置实际上就是不承认被告在刑事诉讼中的平等主体地位，使得为自己利益争取公正审判的被告人却要依附于律师之下，这样的设置使刑事诉讼本身就不具有公平性和公正性。
任何人在被生效判决宣告有罪之前都应被视为无罪，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取得的重要民主成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在被判决有罪之前，必须保证他和其他人的平等地位。特别是在诉讼这一决定其是否有罪的重要阶段中，保障被告人在地位上的平等才能客观公正的做出判决。在被判决有罪之前，被告人仍然是人民的一分子，仍是行使国家统治权的主体--“人民”这一集体概念的组成部分，是权力的所有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的主人”。只有在被公正地确认有罪之后，才能使用国家强制力对其实施惩罚。在确认被告人是否有罪的关键阶段--刑事诉讼过程中，充分保障他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力，使审判客观公正，也是对全体民众权利的保障。对每一个社会成员权利的保障才能最终保障人民的权利和人民在国家的权利主体地位，正是一个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个体组成了“人民”这一国家权力的拥有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人都存在被怀疑有罪的可能，不存在不容怀疑的特权阶级。一个不公正的诉讼程序会大大增加无辜者被错判有罪的可能，保障每一个被告人接受公正的审判正是对“人民”这一集合体权利的保障。限制代表人民意志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器对每一个社会成员正当权利的侵蚀和掠夺，才能保护全体人民不会从国家权力的所有者沦为国家机器的践踏者。
据说立法机关当初这样设置的原因是检察机关认为自己是在代表国家行使起诉权，检察官在诉讼中是国家的代表，不能与被告人处于平等地位。但是，如前所述，被告人在被宣判有罪之前仍是人民这一国家权力所有者的一分子，而检察机关只是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行使保障人民权利、保护人民利益的职责，怎么能够认为自己不能与人民平等，要站在人民头上呢？这种认为检察官作为国家的代表，地位高于被告人的思想正是封建“官本位”思想的反映，他们认为自己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在群众面前是高高在上的。这样的人显然认为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就是官老爷，更不会认为自己行使国家权力是为人民服务了。
我们在电影电视中可以看到在美国的法庭上，刑事案件的被告人通常和他的律师坐在一起，处于与检察官平等的位置。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尚且能够做到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障，那么宣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中国当然应该做的更好。我们已经确立了共产主义理论作为国家的基本思想和原则，我国的宪法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要做到人民的每一个成员都享有超越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利和地位。虽然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水平力不从心，在许多方面无法达到资本主义国家所能达到的物质水平。但在非物质方面，作为最先进思想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实施者，我们则不能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为理由，在民主与法治、精神文明等方面降低标准，中国应当实现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
诚然，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统治历史是中国民众民主意识薄弱的根源，但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理所当然是执政者的责任。对于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的干部来说，一定要确立一种新的、符合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权力观：对于人民来说，权利是第一位的，义务是第二位的，承担义务是为了更好地享有权利；对于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来说，责任是第一位的，权力是第二位的，行使权力是因为负有保护人民权利的责任。
作者：王春峰，email：springlord@yeah.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