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3件市政府规章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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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3件市政府规章决定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3件市政府规章决定
第117号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3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业经2011年12月26日市政府第四十六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李万才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3件市政府规章决定
市政府决定废止《大连市控制城市人口机械增长管理规定》（大政发 [1996] 3号）、《大连市国家公务员奖励暂行办法》（大政发 [1996] 105号）、《大连市劳动预备制度实施办法》（大政发 [1998] 17号）3件市政府规章。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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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
李雪源
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刑法理论和刑事司法实践中广受关注，本文拟就刑事和解制度与罪行法定原则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的探讨。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及问题的提出
刑事和解是20实际2中叶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刑事思潮，也称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一般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解人，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冲突。其目的是恢复加害人和被害者的和睦关系，并使罪犯改过自新，复归社会。而根据相关学者的论述，所谓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被害人和加害人（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以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即被害人和加害人达成一种协议和谅解，促使国家机关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处罚的制度从形式上看，刑事和解制度强调的是个人本位，而我国现行的刑事立法更多的是强调国家本位，两者之间形成了对立和冲突。对此，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着对刑法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刑法适用人人平等原则的突破要将刑事和解制度全面地引入我国刑法，就必须解决刑事和解与罪行法定原则的关系，鉴于此，本文仅选择从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来探讨刑事和解的适用。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内涵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我国刑法第3条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由此条文可以看出，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由两个基本方面构成：其一是“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其二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前者被称为“积极地罪刑法定原则”，后者被称为“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第3条从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了表述，是“积极地罪刑法定原则”与“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统一。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规定罪刑法定是为了防止罪行擅断，使国民免受不可预测的刑罚惩罚，从而保障国民的自由。如果没有罪刑法定原则，国民就不可能享有人权，罪刑法定是人权的最有力保障 三、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
按照罪行法定原则，行为人一旦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其是否构成犯罪已经由法律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其行为的性质已经处于了一种客观的确定状态。然而，按照刑事和解制度的运作模式，双方当事人由于和解而使得对犯罪嫌疑人不作刑事立案处理、已经立案的作出撤销刑事案件的处理、绝对不起诉的处理甚至宣告无罪等，而这些做法均属于非犯罪化的处理方法。这样一来，刑事和解制度使得行为人的后果从客观的确定状态变为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因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并不是依据法律的规定而是取决于双方能否达成和解。进一步而言，刑事和解蕴含着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原则的理念，而罪刑法定原则的理念则是法律至上，从这一点来看，刑事和解制度确实对罪刑法定原则构成了冲击和挑战。
然而，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解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此。轻微刑事案件的非犯罪化处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际刑法的潮流和趋势。从这一点而言，刑事和解有利于刑法和刑罚权的合理收缩。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将被害人加入到刑事法律关系中，即国家、犯罪人和被害人。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的地位得到承认，犯罪首先是被看做加害人与被害人的个人关系冲突，同时也被看做是加害人与国家的冲突。国家将纠纷解决权力交由加害人与被害人自己，并委托一定的社会中介机构协调冲突的解决，对解决的方案予以监督，并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直接予以认可。[ 从这个角度考虑，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的，国家就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或者减轻其刑事责任，这样一来，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收缩了刑罚权的范围。
总之，在现有的框架下，在积极开展和实施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中，同样要贯彻罪刑法定原则，遵守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严格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进行。
参考文献：
[1]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1期。
[2]陈光中：《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和司法适用》，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5期。
[3]李翔：《议论刑事和解的实体法冲突》，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市检察官协会编：《“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2006。
[4]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5]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8月第3版。
[6]杨国章：《刑事和解的理性思考—兼议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载《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2009年。
[7]刘期湘，陈京春：《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载《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2009年。
[8]杜文俊、任志中：《被害人的宽恕与死刑适用》，载《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律师为何要行贿法官？
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 张绍明律师
（ 发表于《律师与法制》杂志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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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腐败案的暴露，13名法官涉嫌收受贿赂枉法裁判，案件涉及两名副院长。随后，宜昌亦查出法官系列腐败案，宜昌中院７人涉嫌收受律师贿赂，私分“赞助款”。
湖北所发生的一系列法官腐败案在社会上引进了强烈的震动。不但中央领导人作出了重要批示，司法部更是接二连三地下发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发布的《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更是措辞严厉，全文一共用了25个“不得”，13个“应当”来详细规定律师和法官的行为……。
律师行贿，法官受贿，尽管是少数人之行，小部分人之为，却将律师与法官的关系推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使律师行业蒙羞，使法官与律师的社会公信力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应当说，处理好与法官的关系是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重要内容。许多国家对于律师与法官之间的行为规定得非常严格，在美国，没有哪个律师敢向法官行贿，向法官行贿等于案件败诉。
曾有这么一个笑话：一位中国当事人请一位美国律师打官司，开庭之前当事人对律师说：“是不是要给法官打点打点或者请法官出来吃餐饭？”美国律师听了大惑不解：“你是不是想输官司啊！你要那样做，官司不用打你就输定了。”拿到判决书时，中国当事人果然赢了官司，美国律师很是奇怪，他没有料到对方会输得那样惨，他问中国当事人有何诀窍，中国当事人告诉他：“还不是因为我给法官送了礼。”“你给法官送礼？”美国律师瞪大了眼睛。“是的，不过不是以我的名义，而是以对方的名义。”
美国给法官送礼输官司，中国给法官送礼赢官司，这是两种文化背景下映衬出的巨大反差，也是百姓对打官司到底是“打关系”还是“打法律”疑问的答案。
宜昌法官腐败案发后，有人想请一位未涉及此案的律师谈谈涉案律师的有关情况，不想该律师竟一口回绝：“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关于这个案件我不能给你提供任何线索，因为我还要做律师、要吃饭，你应该理解，这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游戏规则。”
这使我想起一个问题，律师辛辛苦苦赚来几个代理费，凭什么要送给法官？为什么有些律师甘愿冒纪律处罚甚至是刑事制裁的危险去行贿法官？
中国律师与法官同为“法律人”，有些学者甚至称律师是“在野法曹”，实际二者的地位却是“天上人间”。法官有崇高的地位、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却享受着较低的薪金待遇，在他们眼里，律师个个都是富得流油的角色，收他们几个钱如同在他们身上拔几根毛，心安理得！律师为了与法官搞好关系，也愿意投怀送抱。因为在中国打官司很大程度上靠与法官搞好关系。就算法官不枉法裁判，他手里有自由裁量权，有玩弄各种司法程序的技巧。一旦得罪他们可谓寸步难行，当事人可能一辈子只打一次官司，律师要一辈子与他们打交道，得罪他们无异于找死！
律师热衷于与法官拉关系，有的是被法官逼出来的。该立案的不给你立案，该给你看的证据不给你看，该送达的文书不去送达，能拖便拖，能赖便赖，拿一份判决书就让你跑上十趟八趟，一个简单的案子可以给你拖上一年半载，你告他不但难以凑效，说不定会上该法院的“黑名单”，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碰了几次壁之后，你还不得学乖点，赶紧去拉拉关系。
律师热衷于于与法官拉关系，有的是被当事人逼出来的。当事人在办理委托手续之前喜欢打听：你在某某法院有没有关系？你跟某某法官熟不熟，不熟？那还打什么官司？拜拜！这笔业务说不定就黄了，一笔两笔黄了也许你能洁身自好，个个当事人都抱有这种心理，你还不赶紧与法官拉拉关系？
从内心讲，如果个个法官都能秉公判案，都有英美国家法官那样的素质，绝大多数律师是不愿同他们拉关系的。律师与法官的关系是否正常，与某个地方的司法环境直接相关。中国有两百多个县没有一名律师，不是一个县的案源养不活一名律师，而是执业环境太坏，律师觉得自己的法律知识在认人情不认法律的法官眼里根本不起作用，只好跑到大一点的城市去求发展。北京有近8000名律师，现在还以每年1500人的速度增加。为什么那么多律师往北京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北京的律师执业环境比较公正，也就是说律师有机会凭自己的法律知识在哪儿混碗饭吃。
可以这么说，一个地方司法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律师对待法官的态度，如果事事都依法办理，法官拖延推委时律师能有个地方申诉并能很快得到解决；如果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能得到合理的限制，律师的正确意见能被法官采纳；如果法官能有比较高的职业素养，只要律师行贿，不管他是否有理案件一律败诉。还会有律师向法官行贿吗？
一位知名教授在课堂上对我讲了这么一个事例。他曾代理一个案件，法官在两个小时的开庭过程中六七次跑出去电话，最后审判席上三人竟只剩下一人。法官不听代理人的意见，你辩你的，他判他的，让人有一种被耍弄的感觉，有这次经历，他发誓不再代理案件了。教授的感觉尚且如此，律师天天与他们打交道，既不敢怒更不敢言，那是何等的无奈！有这样一两次经历，有一部分律师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打官司不是靠业务能力而是靠关系。于是，有一小部分律师，不是把精力放在提高业务水平上，而是热衷于拉关系、搞公关，想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向自己这边偏一点，想法官给自己多行行方便，向法官行贿便时顺理成章的事了。
一部分律师向法官行贿是因为法官在“逼良为娼”。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有一些律师违背起码的职业道德，主动向法官行贿。他们与法官拉关系的动机很简单，那就是希望法官给自己介绍一些案源，希望法官的“天平”向他这边倾斜，帮他打赢那些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官司，这些人是律师中的真正“败类”。他们主动地经常性地行贿法官，整天跟在法官屁股后面转，与法官的关系已经达到“一家人”的地步。武汉某法院的法官曾称某律师为“?狗子”，因为他整天跟在某庭长屁股后面，下班之后还帮他买米、换煤气，做所有的家务事，庭长老婆笑着说：“你就像是我家里的一条狗。”他竟毫不生气地答道：“你说我是你家里的狗我就是你家的狗”，狗子律师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律师是法官家里的狗，岂有不被偏袒之理？这类律师是极少数，却败坏了整个律师行业的声誉。这帮律师是法官的“家狗”，是该清理清理他们了。
经常性行贿法官的律师毕竟是个别现象，大多数律师行贿法官只是偶尔为之。他们与法官有一些关系，当案件标的较大或当事人在办理委托手续过程中犹豫不决时，为了迎合当事人的心理以便接下案子，他们往往在当事人面前自诩“路子野”，与法官的关系硬，以提高收费价码，收钱之后为了打赢官司，不惜去行贿法官。这帮律师是法官的“野狗”，也该拿起法律的大棒用力敲打敲打他们。
整顿律师行业，如果不分析律师行贿的原因，不从整个司法制度的打环境去考虑，整顿只会流于形式。处罚一批有行贿行为的律师固然可以对其他律师起到威慑作用，但这毕竟是治标不治本，要想从根本上规范律师的行为，还得从制度设计上找原因。
现阶段，很多人都认为律师好像是一个富得流油的职业，香车宝马、高堂华舍、出入豪华场所就是律师生活的写照。但事实是，中国律师业务开展的好坏不是靠业务能力而是靠社会关系，就像乘公共汽车，先上去的人能找到座位，后上去的人即使你的能力再强，没有人下车腾出空位子，你就很难找到自己的座位。这就是为什么年轻律师很难开展业务，很多拿了律师资格证的人不去律师事务所而跑到公司上班的原因。的确，有一部分律师是富了，如从事公司上市、企业改制、涉外法律事务的部分律师，还有一部分是有关系从事刑事案件大案要案辩护的律师。但绝大多数律师并没有富起来，如《中国律师》杂志报道西部某省的一个律师一年只有几百元的收入，连维持生存都成了问题，不得不靠放羊喂马，甚至给人打工求得生存。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大部分律师的收入刨去各项费用和税款，也不过三五万块钱，他们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保险，净收入甚至抵不上一个政府公务员，可以这样说，如果政府愿意让律师转变身份，回到先前领公务员工资的状态，保管有一半律师愿意去拿公务员的工资。可律师的要求比公务员要高一百倍，一个人如果想从事律师职业，首先必须取得大学本科学历，然后参加号称“天下第一难”的律师资格考试或司法考试，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年后，方可领取律师执业证从事律师职业，如此下来，前期投入就很大。然而，领取律师执业证后，并不是一片坦途，法律服务市场由于我国特有的服务主体多元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司法系统离退休人员、甚至是无业人员都在无限制的从事这一职业，律师找到案源谈何容易！山东一省在册的法律工作者就有6366人 ，他们没有注册的成本，没有管理严格的税收，有的甚至可以拿工资，他们同律师一样可以接案，律师在争案源方面能竞争过他们吗？
律师开展业务一是靠社会关系，二是靠口碑。律师承办法律事务很希望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能得到实现。可事实是，司法公正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是在掌握裁判权的法官手里，为了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律师往往不得不与法官套近乎。如果一个本该胜诉的官司在自己的手里输掉了，那么律师失去的恐怕不仅是一个客户，恐怕还会失去生存的基础。这也是律师明知向法官行贿犯法也敢向法官行贿的原因之一。
要杜绝律师向法官行贿，靠严刑酷法解决不了问题，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实现司法公正。有了司法公正，律师凭自己的本事吃饭，自己合理的辩护意见得到采纳，合法的权益得到保障，何必向法官行贿？有了司法公正，当事人就会去找有业务能力的律师而不是去找有关系的律师，律师中就会形成一种钻业务而不是钻后门的风气，社会正义能得到更为有效的伸张。有了司法公正，会有更多的律师站出来做“护法使者”，让法治精神在社会发扬光大。
谈到司法公正，很多人想到的是判决是否公正。实际上，程序公正有时比实体公正更为重要。赌博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赌博是假的，所有的人都会有怨言，如果程序公正，输家只会怪自己的手气太坏。美国当事人输了官司很少有人怪法官，因为他输得心服口服；我国当事人输了官司首先骂的是法官，因为他从内心难以相信法官是铁面无私。
司法改革应从实现司法公正入手，而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是规范法官和律师的职业行为，而不仅仅是整顿律师！
（作者声明：转载请注明引自《中国企业法律顾问网》http://www.lawyer-hb.com/）
李雪源
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刑法理论和刑事司法实践中广受关注，本文拟就刑事和解制度与罪行法定原则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的探讨。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及问题的提出
刑事和解是20实际2中叶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刑事思潮，也称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一般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解人，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冲突。其目的是恢复加害人和被害者的和睦关系，并使罪犯改过自新，复归社会。而根据相关学者的论述，所谓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被害人和加害人（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以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即被害人和加害人达成一种协议和谅解，促使国家机关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处罚的制度从形式上看，刑事和解制度强调的是个人本位，而我国现行的刑事立法更多的是强调国家本位，两者之间形成了对立和冲突。对此，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着对刑法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刑法适用人人平等原则的突破要将刑事和解制度全面地引入我国刑法，就必须解决刑事和解与罪行法定原则的关系，鉴于此，本文仅选择从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来探讨刑事和解的适用。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内涵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我国刑法第3条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由此条文可以看出，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由两个基本方面构成：其一是“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其二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前者被称为“积极地罪刑法定原则”，后者被称为“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第3条从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了表述，是“积极地罪刑法定原则”与“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统一。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规定罪刑法定是为了防止罪行擅断，使国民免受不可预测的刑罚惩罚，从而保障国民的自由。如果没有罪刑法定原则，国民就不可能享有人权，罪刑法定是人权的最有力保障 三、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
按照罪行法定原则，行为人一旦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其是否构成犯罪已经由法律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其行为的性质已经处于了一种客观的确定状态。然而，按照刑事和解制度的运作模式，双方当事人由于和解而使得对犯罪嫌疑人不作刑事立案处理、已经立案的作出撤销刑事案件的处理、绝对不起诉的处理甚至宣告无罪等，而这些做法均属于非犯罪化的处理方法。这样一来，刑事和解制度使得行为人的后果从客观的确定状态变为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因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并不是依据法律的规定而是取决于双方能否达成和解。进一步而言，刑事和解蕴含着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原则的理念，而罪刑法定原则的理念则是法律至上，从这一点来看，刑事和解制度确实对罪刑法定原则构成了冲击和挑战。
然而，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解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此。轻微刑事案件的非犯罪化处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际刑法的潮流和趋势。从这一点而言，刑事和解有利于刑法和刑罚权的合理收缩。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将被害人加入到刑事法律关系中，即国家、犯罪人和被害人。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的地位得到承认，犯罪首先是被看做加害人与被害人的个人关系冲突，同时也被看做是加害人与国家的冲突。国家将纠纷解决权力交由加害人与被害人自己，并委托一定的社会中介机构协调冲突的解决，对解决的方案予以监督，并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直接予以认可。[ 从这个角度考虑，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的，国家就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或者减轻其刑事责任，这样一来，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收缩了刑罚权的范围。
总之，在现有的框架下，在积极开展和实施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中，同样要贯彻罪刑法定原则，遵守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严格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进行。
参考文献：
[1]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1期。
[2]陈光中：《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和司法适用》，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5期。
[3]李翔：《议论刑事和解的实体法冲突》，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市检察官协会编：《“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2006。
[4]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5]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8月第3版。
[6]杨国章：《刑事和解的理性思考—兼议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载《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2009年。
[7]刘期湘，陈京春：《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载《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2009年。
[8]杜文俊、任志中：《被害人的宽恕与死刑适用》，载《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律师为何要行贿法官？
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 张绍明律师
（ 发表于《律师与法制》杂志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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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腐败案的暴露，13名法官涉嫌收受贿赂枉法裁判，案件涉及两名副院长。随后，宜昌亦查出法官系列腐败案，宜昌中院７人涉嫌收受律师贿赂，私分“赞助款”。
湖北所发生的一系列法官腐败案在社会上引进了强烈的震动。不但中央领导人作出了重要批示，司法部更是接二连三地下发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发布的《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更是措辞严厉，全文一共用了25个“不得”，13个“应当”来详细规定律师和法官的行为……。
律师行贿，法官受贿，尽管是少数人之行，小部分人之为，却将律师与法官的关系推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使律师行业蒙羞，使法官与律师的社会公信力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应当说，处理好与法官的关系是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重要内容。许多国家对于律师与法官之间的行为规定得非常严格，在美国，没有哪个律师敢向法官行贿，向法官行贿等于案件败诉。
曾有这么一个笑话：一位中国当事人请一位美国律师打官司，开庭之前当事人对律师说：“是不是要给法官打点打点或者请法官出来吃餐饭？”美国律师听了大惑不解：“你是不是想输官司啊！你要那样做，官司不用打你就输定了。”拿到判决书时，中国当事人果然赢了官司，美国律师很是奇怪，他没有料到对方会输得那样惨，他问中国当事人有何诀窍，中国当事人告诉他：“还不是因为我给法官送了礼。”“你给法官送礼？”美国律师瞪大了眼睛。“是的，不过不是以我的名义，而是以对方的名义。”
美国给法官送礼输官司，中国给法官送礼赢官司，这是两种文化背景下映衬出的巨大反差，也是百姓对打官司到底是“打关系”还是“打法律”疑问的答案。
宜昌法官腐败案发后，有人想请一位未涉及此案的律师谈谈涉案律师的有关情况，不想该律师竟一口回绝：“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关于这个案件我不能给你提供任何线索，因为我还要做律师、要吃饭，你应该理解，这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游戏规则。”
这使我想起一个问题，律师辛辛苦苦赚来几个代理费，凭什么要送给法官？为什么有些律师甘愿冒纪律处罚甚至是刑事制裁的危险去行贿法官？
中国律师与法官同为“法律人”，有些学者甚至称律师是“在野法曹”，实际二者的地位却是“天上人间”。法官有崇高的地位、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却享受着较低的薪金待遇，在他们眼里，律师个个都是富得流油的角色，收他们几个钱如同在他们身上拔几根毛，心安理得！律师为了与法官搞好关系，也愿意投怀送抱。因为在中国打官司很大程度上靠与法官搞好关系。就算法官不枉法裁判，他手里有自由裁量权，有玩弄各种司法程序的技巧。一旦得罪他们可谓寸步难行，当事人可能一辈子只打一次官司，律师要一辈子与他们打交道，得罪他们无异于找死！
律师热衷于与法官拉关系，有的是被法官逼出来的。该立案的不给你立案，该给你看的证据不给你看，该送达的文书不去送达，能拖便拖，能赖便赖，拿一份判决书就让你跑上十趟八趟，一个简单的案子可以给你拖上一年半载，你告他不但难以凑效，说不定会上该法院的“黑名单”，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碰了几次壁之后，你还不得学乖点，赶紧去拉拉关系。
律师热衷于于与法官拉关系，有的是被当事人逼出来的。当事人在办理委托手续之前喜欢打听：你在某某法院有没有关系？你跟某某法官熟不熟，不熟？那还打什么官司？拜拜！这笔业务说不定就黄了，一笔两笔黄了也许你能洁身自好，个个当事人都抱有这种心理，你还不赶紧与法官拉拉关系？
从内心讲，如果个个法官都能秉公判案，都有英美国家法官那样的素质，绝大多数律师是不愿同他们拉关系的。律师与法官的关系是否正常，与某个地方的司法环境直接相关。中国有两百多个县没有一名律师，不是一个县的案源养不活一名律师，而是执业环境太坏，律师觉得自己的法律知识在认人情不认法律的法官眼里根本不起作用，只好跑到大一点的城市去求发展。北京有近8000名律师，现在还以每年1500人的速度增加。为什么那么多律师往北京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北京的律师执业环境比较公正，也就是说律师有机会凭自己的法律知识在哪儿混碗饭吃。
可以这么说，一个地方司法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律师对待法官的态度，如果事事都依法办理，法官拖延推委时律师能有个地方申诉并能很快得到解决；如果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能得到合理的限制，律师的正确意见能被法官采纳；如果法官能有比较高的职业素养，只要律师行贿，不管他是否有理案件一律败诉。还会有律师向法官行贿吗？
一位知名教授在课堂上对我讲了这么一个事例。他曾代理一个案件，法官在两个小时的开庭过程中六七次跑出去电话，最后审判席上三人竟只剩下一人。法官不听代理人的意见，你辩你的，他判他的，让人有一种被耍弄的感觉，有这次经历，他发誓不再代理案件了。教授的感觉尚且如此，律师天天与他们打交道，既不敢怒更不敢言，那是何等的无奈！有这样一两次经历，有一部分律师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打官司不是靠业务能力而是靠关系。于是，有一小部分律师，不是把精力放在提高业务水平上，而是热衷于拉关系、搞公关，想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向自己这边偏一点，想法官给自己多行行方便，向法官行贿便时顺理成章的事了。
一部分律师向法官行贿是因为法官在“逼良为娼”。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有一些律师违背起码的职业道德，主动向法官行贿。他们与法官拉关系的动机很简单，那就是希望法官给自己介绍一些案源，希望法官的“天平”向他这边倾斜，帮他打赢那些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官司，这些人是律师中的真正“败类”。他们主动地经常性地行贿法官，整天跟在法官屁股后面转，与法官的关系已经达到“一家人”的地步。武汉某法院的法官曾称某律师为“?狗子”，因为他整天跟在某庭长屁股后面，下班之后还帮他买米、换煤气，做所有的家务事，庭长老婆笑着说：“你就像是我家里的一条狗。”他竟毫不生气地答道：“你说我是你家里的狗我就是你家的狗”，狗子律师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律师是法官家里的狗，岂有不被偏袒之理？这类律师是极少数，却败坏了整个律师行业的声誉。这帮律师是法官的“家狗”，是该清理清理他们了。
经常性行贿法官的律师毕竟是个别现象，大多数律师行贿法官只是偶尔为之。他们与法官有一些关系，当案件标的较大或当事人在办理委托手续过程中犹豫不决时，为了迎合当事人的心理以便接下案子，他们往往在当事人面前自诩“路子野”，与法官的关系硬，以提高收费价码，收钱之后为了打赢官司，不惜去行贿法官。这帮律师是法官的“野狗”，也该拿起法律的大棒用力敲打敲打他们。
整顿律师行业，如果不分析律师行贿的原因，不从整个司法制度的打环境去考虑，整顿只会流于形式。处罚一批有行贿行为的律师固然可以对其他律师起到威慑作用，但这毕竟是治标不治本，要想从根本上规范律师的行为，还得从制度设计上找原因。
现阶段，很多人都认为律师好像是一个富得流油的职业，香车宝马、高堂华舍、出入豪华场所就是律师生活的写照。但事实是，中国律师业务开展的好坏不是靠业务能力而是靠社会关系，就像乘公共汽车，先上去的人能找到座位，后上去的人即使你的能力再强，没有人下车腾出空位子，你就很难找到自己的座位。这就是为什么年轻律师很难开展业务，很多拿了律师资格证的人不去律师事务所而跑到公司上班的原因。的确，有一部分律师是富了，如从事公司上市、企业改制、涉外法律事务的部分律师，还有一部分是有关系从事刑事案件大案要案辩护的律师。但绝大多数律师并没有富起来，如《中国律师》杂志报道西部某省的一个律师一年只有几百元的收入，连维持生存都成了问题，不得不靠放羊喂马，甚至给人打工求得生存。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大部分律师的收入刨去各项费用和税款，也不过三五万块钱，他们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保险，净收入甚至抵不上一个政府公务员，可以这样说，如果政府愿意让律师转变身份，回到先前领公务员工资的状态，保管有一半律师愿意去拿公务员的工资。可律师的要求比公务员要高一百倍，一个人如果想从事律师职业，首先必须取得大学本科学历，然后参加号称“天下第一难”的律师资格考试或司法考试，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年后，方可领取律师执业证从事律师职业，如此下来，前期投入就很大。然而，领取律师执业证后，并不是一片坦途，法律服务市场由于我国特有的服务主体多元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司法系统离退休人员、甚至是无业人员都在无限制的从事这一职业，律师找到案源谈何容易！山东一省在册的法律工作者就有6366人 ，他们没有注册的成本，没有管理严格的税收，有的甚至可以拿工资，他们同律师一样可以接案，律师在争案源方面能竞争过他们吗？
律师开展业务一是靠社会关系，二是靠口碑。律师承办法律事务很希望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能得到实现。可事实是，司法公正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是在掌握裁判权的法官手里，为了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律师往往不得不与法官套近乎。如果一个本该胜诉的官司在自己的手里输掉了，那么律师失去的恐怕不仅是一个客户，恐怕还会失去生存的基础。这也是律师明知向法官行贿犯法也敢向法官行贿的原因之一。
要杜绝律师向法官行贿，靠严刑酷法解决不了问题，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实现司法公正。有了司法公正，律师凭自己的本事吃饭，自己合理的辩护意见得到采纳，合法的权益得到保障，何必向法官行贿？有了司法公正，当事人就会去找有业务能力的律师而不是去找有关系的律师，律师中就会形成一种钻业务而不是钻后门的风气，社会正义能得到更为有效的伸张。有了司法公正，会有更多的律师站出来做“护法使者”，让法治精神在社会发扬光大。
谈到司法公正，很多人想到的是判决是否公正。实际上，程序公正有时比实体公正更为重要。赌博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赌博是假的，所有的人都会有怨言，如果程序公正，输家只会怪自己的手气太坏。美国当事人输了官司很少有人怪法官，因为他输得心服口服；我国当事人输了官司首先骂的是法官，因为他从内心难以相信法官是铁面无私。
司法改革应从实现司法公正入手，而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是规范法官和律师的职业行为，而不仅仅是整顿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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